以广州市增城区村落为中心 探讨珠三角女性"代耕农"生存与发展概要

学术界对“代耕农”的概念定义不一, 一般指放弃户籍所在地的耕地, 离开原住地, 到经济相对发达、土地相对肥沃的地区, 与当地的农村基层组织或农户签订合同, 代为耕种田地并承担公购粮任务或支付地租的外来非本地务农人员[1](p52-58)。“代耕农”是珠三角地区农业流动人口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他们对流入地经济发展有着特殊贡献。

然而, 他们却不能与当地居民同等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不能共享当地的公共服务。他们通常住在破烂的草屋, 忍受着恶劣的生活环境。因为户籍问题, 他们不能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 社会融入程度很低, 常常遭遇本地居民的歧视。作为弱势群体“代耕农”中的更弱势群体———女性“代耕农”, 她们的生活状况更令人堪忧。

女性“代耕农”是指“代耕农”群体中的女性, 她们大多是跟随着丈夫来到当地务农。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至2004年从事代耕的农民约有74.6万人, 占农村流动人口9.46%[2](p27-31)。而珠三角地区就有约30~40万“代耕农, 人数还在逐年上升[3](13-16)。若以每户平均有一位女性成员计算, 那么女性“代耕农”的数量约为38万。

与男性“代耕农”相比, 女性“代耕农”的工作更为繁重, 她们不仅要帮助丈夫料理农活, 还要承担家里的大部分的家务活, 生育与照顾小孩。因此, 女性“代耕农”的生存状况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经济状况与家庭地位、夫妻关系、社会网络、生殖健康等方面分析女性“代耕农”的生存现状及特点, 以寻求解决女性“代耕农”生存与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 调研设计与方法。为保证研究的效度与信度, 本次调研应用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现场观察与二手资料收集等多种方法收集数据与资料。

1. 问卷调查。调查小组对增城市荔城镇、新塘镇、石滩镇“代耕农”聚居较为集中的村落进行问卷调查。依照配额抽样的原则, 以进行调查的每一个行政村为一个类别进行配额。本次调查采用访问员提问, 被访者回答, 访问员记录的方式进行, 确保了问卷的有效性。本次调查总共调查了42个被访者, 有效问卷为37份。

2. 半结构访谈。研究小组在问卷调查结束后, 从被访者中选取数名调查对象进行半结构访谈。访谈对象在调查群体中具有不同的年龄分布和家庭经济状况, 不同的现所居住地及流出地。访谈的内容主要尽可能地深入交流了解调查对象在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 补充问卷之外的额外信息。在访谈结束后, 研究小组根据访谈内容进行了典型的案例分析。

3. 现场观察。研究小组在调查的过程中, 实地考察了调查对象居住的于田间搭建的草棚或村内的出租屋, 进入内部观察了她们的生活设施, 卫生环境, 并考察了调查对象实际的工作环境;观察调查对象一天内大概的作息习惯。为研究小组了解调查对象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提供了感性与直观的印象, 为本次调研提供了详实的文字与图片资料。

4. 二手资料。本研究二手资料主要包括文献资料, 新闻报道与政府政务报告。文献资料收集方面, 调查小组首先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检索与代耕农相关的学术文献, 其中包括33篇期刊论文2篇硕士论文。然后再通过google等搜索引擎检索有关代耕农的新闻报道, 包括《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佛山日报》、《china daily》等。调查小组还浏览了代耕农聚居较为密集的城市如江门、佛山、珠海等地的政府网站, 查阅与代耕农相关的政务报告及针对代耕农而制定的相关政策。

(二) 调研对象———女性“代耕农”的基本情况

从回收的调查问卷, 配合入户访谈得出了此次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见表1) 。

1. 年龄构成。此次调查显示, 女性“代耕农”的年龄分布以中青年为主。处于35~45岁年龄段的约为41.6%, 其次是45~55岁年龄段, 其比例约为33.3%, 25~35年龄段的比例约为25.1%。

2. 文化结构。女性“代耕农”文化程度较低。文盲占29.4%,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7.1%,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0.6%, 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占2.9%。

3. 身体素质。大部分女性“代耕农”的身体状况良好, 能够承担农业劳动及家务劳动。其自评认为身体健康的比例为74.3%, 身体素质一般的比例为22.9%, 身体素质较差的比例为2.9%。

4. 工作时长。工作时长是指女性“代耕农”每天平均在农业劳动与家务劳动中所消耗的时间。它直接反映了女性“代耕农”的劳动强度。工作时长为8~12小时的比例约为50%, 工作时长为12~16小时的比例约为46.7%, 工作时长为16小时以上的比例约为3.3%。

女性“代耕农”的生存现况涉及因素较多, 我们主要从经济状况与家庭地位、夫妻关系、社会网络、生殖健康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 女性“代耕农”家庭经济状况与地位。大多数女性“代耕农”是跟随丈夫迁移到流入地耕作与生活, 她们原有的生活生产体系、家庭秩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我们从“代耕农”家庭的经济状况与家庭决策方式切入, 探究女性“代耕农”在流入地的家庭经济状况与家庭地位的改变。

1. 家庭经济状况。大多数“代耕农”家庭迁移到流入地代耕是经济理性决策, 其背后的动因是期待增长收入, 改善生活, 因此“代耕农”家庭收入是影响“代耕农”家庭状况的最直接因素之一。女性“代耕农”对代耕收入的期待值较高。调查显示女性“代耕农”对家庭收入持满意态度占8.3%, 持比较满意态度占33.3%, 持一般, 比较不满意, 不满意态度的比例分别为30.3%, 16.7%, 11.1%。

2. 家庭地位

家庭收入是“代耕农”家庭在流入地生存的的基本物质条件及影响她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同时女性“代耕农”的家庭地位, 也反映了女性与男性在家庭中权利的分享及决策的平等程度, 也是评价女性“代耕农”生活状况的重要指标, 其对婚姻家庭的幸福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4](p76-79)。我们将从家庭的管理权与支配权、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女性“代耕农”闲暇时间的自主权及她们自身对家庭地位的满意度, 探究女性“代耕农”的家庭地位 (见表2) 。

浓厚的“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传统观念, 仍是束缚女性参与意识的根本[5](p13-15)。在“代耕农”的迁移流动过程中, 此种观念更有所体现。在访谈中得知, 大多数女性“代耕农”认为丈夫上学的时间比自己长, 学历比自己高, 阅历也比自己丰富, 自己作为一个女性, 跟随丈夫搬迁到外地, 更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因此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女性, 没有能力, 也不应该参与家里重大事务的决策, 转而只管理家中的小事, 自我否定自身的权利, 让丈夫掌握家中的管理权与支配权。表2说明, 在“代耕农”家庭中, 男性仍然是家庭的权力核心, 并且在“代耕农”家庭迁移到流入地后, 部分家庭中女性“代耕农”对男性的依附性增强, 女性“代耕农”的家庭地位有明显的下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