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2 现状地名不同历史阶段特征与规律 道路名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由人们约定俗成，并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通过对影响道路名称演变的大事件进行分析，教育城片区道路名称演变大致可以分成为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朱村街道路名称命名方式以白描式、派生式为主，总体来说道路名称个性化特色较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崭新的社会形态，人们对新中国和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反映在道路名称命名方式上以企望式、寓意式为主，道路名称具有政治色彩以及趋同化特色[5]。1978年改革开放后，社会主流话语是改革和开放，人们崇尚富裕、对生活充满向往，道路命名方式出现新的变化，企望式命名出现，如果兴路三巷、果兴路、朱宁公路和兴隆路等，见表2。 3.3.3 地名命名与指引 根据广州市教育城总体规划，未来将形成5个功能区，即教育科研组团，科研生态组团，核心创新组团，教育服务组团和商务综合组团。因此，地名规划也结合五个功能区和文化特色，相应地划分为五个组团。规划范围为教育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划定的范围为增城区西南部，包括朱村街南部与中新镇北部，规划面积为20.36 km2。 专名采词指引相应地结合五个功能分区以及当地的文化特色，教育科研组团在突出其功能的同时结合附近地理要素命名，以达到凸显组团功能与指位的双重作用。科研生态组团则体现其教育科研与生态特色，将其位于山水之间的地理位置凸显，采用白描式、派生式命名。核心创新组团则既要体现创新性的教育科研功能，同时注重地理要素的指位，以“博”“思”“善”“仁”“义”等为主词。教育服务组团重点突出其教育特色，适当借用及寓意式命名的同时突出原自然村落传统特色采用派生式命名。商务组团要体现教育城的商务综合功能。 最终，通过与教育城指挥部的密切沟通，将多个方案与编制组所做方案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和协商，体现文化引领，借鉴国学思想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岭南特色文化，突出教育取向的基础上。同时根据地名规划的相关规定，旨在保留和传承原聚落文化的基础上，将拆迁的秀山村、风岗村等村名进行派生了道路地名，最终编制形成教育城地名规划方案。 4 结语 片区的地名规划既要契合片区的定位，又要体现其功能分区，更要充分发掘当地的历史文化，反映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增城区在编制规划前充分深入调研，减少城市管理与技术规章制定、行政管理机构与规划系统之间的脱钩现象，其教育城的地名规划根据其总体规划划分的5个功能区充分契合了片区的定位，使得片区的地名规划更加人性化[6]。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找到地名规划与城市文化的平衡点[5]，实现地名规划与城市规划的无缝对接的同时把地名规划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有机结合，更好地构建城市合理的空间秩序，使得地名规划的指位、指类作用与历史文化相统一，突出当地的自然、文化特征，体现其时代精神。增城地名规划在这做了一个有效的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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