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郑国雄请假回乡结婚，妻子在马来西亚长大，全家仍在马来西亚。离开部队不到一个月，通知又来了，54军抽调部分人员空运印度，扩充孙立人、廖耀湘的远征军，要求郑国雄马上归队。郑国雄说，当时很兴奋，远征军全副美式装备，说不定自己可以立下赫赫战功。无奈部队发的路费已用完，自己又没有积蓄，无法成行。他去找同乡65军军长黄国梁，黄国梁说你就留下来吧，从此就留在黄的65军了。 之后他被任命为搜索营营长，驻扎花县，还指挥两个杀敌大队，对日军不断进行袭扰，直至抗战胜利。郑国雄说，在65军的这段经历很值得怀念，第三战区里有很多增城人，经常搞些同乡聚会。在众多的同乡中，朱村人朱介眉最活跃，很多活动都是他组织的。朱介眉是战区司令余汉谋的侍从副官，官阶不算高面子却很大。 后来朱介眉退役回增城任公安局长，有次郑国雄回乡去探望他，正好是挂绿荔枝成熟的时候，郑国雄问能不能搞个挂绿尝尝，朱介眉说那就容易了。叫人去摘了一兜谷回来，让郑国雄吃了个够。说到这里，郑老先生爽朗地笑了：这辈子值了！ 历次运动受冲击两度出港又回归 对解放战争的经历，郑国雄不愿多提，但笔者觉得，既然是整理历史，也就不作回避了。淮海战役中的黄伯韬兵团人们最熟悉不过了，教科书、电影电视都讲得很详细。但如果了解得再具体一些，作为广东人可能会心情不好受。因为这个兵团中大部分是广东人，黄伯韬是兴宁人，接替黄国梁任65军军长的李展也是兴宁人，当然里面也有很多增城人。在碾庄战役中，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黄伯韬自杀，被俘的将级军官128人，校级军官4000多人。 任第2军军长兼兵团副司令的黄国梁在这场战役打响前因病辞去职务，到上海就医逃过了一劫。郑国雄时任中校（团级），负责军械的管理、收放，不在打仗的第一线。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说确实弄不明白为什么败得这么快，与日本仔还可以打个旗鼓相当，与装备比自己差得多的解放军打却败得如此迅速，只怪国民党太腐败，士兵都不知道为什么、为谁去打仗，稀里糊涂就做了俘虏。 之后入学习班，学习共产党的政策，三个月后释放，回到老家福和郑新村。当时增城还没解放，郑景贵家族有1000多亩的田产，让郑国雄做管家。说到这1000多亩田，郑国雄说，是郑景贵买下来做善事的，田租用于修桥补路、捐资办学等。这段期间，郑国雄做了许多好事，给共产党游击队不少帮助。后来任增城统战部长的李亮，在马来西亚加入共产党，被驱逐回国。 郑国雄说，当时在路上见到两个年轻人，提着皮箱，看他们的行装就知道来自马来西亚，于是帮他们安排好落脚点。李亮很快就与共产党组织联系上，加入了东三支。解放后任增城第一任县长的罗声，当时带着部队在福和活动，与郑国雄的关系也很密切。有一次郑国雄带人担了十担谷给游击队，罗声招待他吃饭，还有咸鱼呢，在当时是最高级的招待了。 解放时，郑国雄并没有打算离开郑新村，他学习过共产党的政策，当工作队来征粮时，他积极响应，但要上交现金时，他为难了。他对工作队长讲，田租都用来做善事了，如果信得过我，就让我去香港带钱回来。工作队长说，让你出去，你还会回来吗？还是罗声拍板：郑国雄的为人信得过。他到香港后很快就筹到3000元，交给当时的区政府。这时大家都信了，郑国雄果然是有信用。 要知道，那时的3000元可不是小数目。接下来的遭遇令他想像不到，土改时，他作为旧军人被抓了起来，判处四年徒刑。不过对这次坐牢，他有些庆幸，甚至感谢，他觉得是罗声县长为了保护他判他刑的。要知道当时镇压**，一个民兵营长就可以拉人去枪毙，如果不是去了坐牢，说不定给民兵枪毙了。 文化大革命来了，红卫兵说郑国雄是国民党特务，于是不断被拉去游街批斗，他的妻子曾受过良好教育，能教书，受不住反复的折磨，疯了，不断地撕棉被里的棉花，塞入口中就吃。终于等来了开放改革，当时国家有政策，凡国民党团级以上的人可以来去自由，移居国外。郑国雄决定到香港居住，1979年，他成了香港居民。到了香港，他做的第一件事令人不解，许多人都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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