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那些孩子如果不听话，怎么办？ 宝:打呀！十几二十年前香港还没有这套不准体罚的规矩。有时学生偷偷去游水，回来后就给脱掉裤子，用籐鞭打屁股，週末回家要向父母报告:宝叔为什么打他。所以每个家长都打电话来说:“宝叔打得好！”对这些顽皮的孩子，非打不可。不然，淹死了，我怎么办？良心怎么交代？ 胡:这些被你调教出来的孩子有多少？ 宝:各行各业都有，我没有统计人数，人来人往一定在千人以上。两年前我太太过世，这些学生，也都是她照顾过的，都跑来帮忙，甚至修坟牆的，也是我的学生。我现在有什麽要他们帮忙，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来了。 胡:宝叔应该竞选香港立法局议员！ 宝:我对名利很澹泊，所以就请王国仪出来，我答应全力支持他，他一当就当了十多年（调景岭区议员），没人能与他竞争，有一次有一人与他竞选，还是落败了。 李:你怎么会想到支持王国仪？ 宝:我看他是台湾成功大学的毕业生，年纪不大，有学历、有魄力，身体也很好，如果我们老人家不支持这些年轻人，谁来接班？我没私心，王国仪是山东人，我是广东人。他当这麽多年议员，表现出他是个精忠爱国之士。 胡:他是不是与你女儿同学？ 宝:王是她们的老师辈，他今年五十多了。 陈:你刚到调景岭时，营内的学校办得怎样？ 宝:都办得不错，一是慕德（前身是信义），一是鸣远，都办得很认真。他们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也是用打的。你想好好纠正、教导他们，他们只是笑笑，或嘻皮笑脸的，根本不听，不能不打的。所以调景岭是以严管学生出名的。 李:香港政府不准体罚，也是这几年的事。过去，甚至还打头的。 陈:你刚办寄宿舍时，每月收费三十五元，那时在鸣远或慕德中学的教员每月大概收入多少？ 宝:大概一百多元。那时生活费低，做工大概五元一天，一个月一百五十兀，当然生活很紧了。在我未进调景岭前，曾有个老部下，在香港工务署当工头（forman），介绍我去工地做工，那建筑公司的工头叫我抬石头，我就一个人抬了，他说我没经验，需要两个人一齐作。 我这朋友知道了，就骂他，叫他不要让我作这麽粗重的工作。于是就把我换调较轻鬆的捡木头之类的工作。木头上钉子很多，常把手都弄破了，我觉得我不能吃这行饭，才搬到谓景岭。进了调景岭，还未办寄宿舍前也作了一年左右的工，路德会修教堂时，我抬过石头，一天五元。 陈:你一向当大少爷惯的人，当然吃不了这种苦了！ 宝:作生意，有钱花的时候，不知道谋生的困难。口袋有钱，吃饭馆、住旅店，很享受；从徐州到南京的那段路，走得很辛苦。反正这辈子，灯红酒绿的生活享受过，最难受的生活也经历过了。经过大风浪的人，较不怕事。我们年年庆祝双十国庆、青年节、元旦、蒋公华诞等等，香港人都知道调景岭是小台湾。既然是小台湾，我觉得台湾政府应该对它有个好好的安置。 尤其是对我们这批革命老兵，照顾得不够，现在还有几人留下？即使现在养他们，也养不到几年，何不在台湾安置他们？当年国家艰苦，我们自己跑几十里路去揹沙穀米，大家毫无怨尤地挨下去。现在国家富了，在我们晚年给一点小小的安慰都做不到，真叫人心寒！有一年台湾在发战士授田证，我写信去，他们覆信说我不是在籍的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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