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下的增城历史

　  1.大革命时期增城的共产党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广东就成立了区委会，但是那时党员人数很少，力量较薄弱，直至大革命前，党中央重视加强广东这个大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和领导力量，党组织才得到较大发展。一九二六年初增城已有了共产党活动，县工会、农会的负责人均由省总工会和省农会派遣，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如一九二六年二月到增城农会工作的特派员刘庆培，当时就是共产党员，另张鉴初据说也是共产党员）。同年初新塘地区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共有六、七名党员，他们大都是火车站的搬运工人和本地区的农民。支部书记是当地沙堤乡沙贝村人（现新何大队朝市生产队）伍来成，此时正值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半年多的时间，党支部建立后积极在工会、农会中开展活动。

         他们经常派人到广州取上级党组织刊印的各类书报（如《左派通讯社》等）及文件，组织党员和工人、农民学习，传播马列主义。新塘党支部成立后，省区委非常关心这个支部的建设，区委先后两次派李沛群同志（老红军现住广州市）前去传达省区委的工作指示和指导工作，同时还派党员何学燊（即何树辉，芳村大冲口人，后调广州市委工作，一九二八年秋牺牲）到新塘支部工作，并领导工运（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新塘同德工会的文书），当时增城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主要是有共产党人为骨干组织活动的缘故。

 

2、国民党增城县党部的建立

　        自辛亥革命与民国以来，增城县相继有过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的活动，但正式组织的存在尚不见资料记载。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并宣布改组后，增城的县党部才告成立，成立后县党部设在鸣皋书院（故址在今增城中学内）。县党部由黎贺桃、吴桂馨、傅仲铭、单时尹、黎文湛、肖秋平等人组成，下有区党部5个，区分部38个，党员1843个（据1925年资料记载）。

　         由于国民党县党部的成员大都是各据一方的有权势的土豪、乡绅，所以从成立之日起，就潜伏着尖锐复杂的矛盾，在后逐渐形成黎、吴两大派势力，他们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捞取选票，占据领导地位，他们各自拉人入党，结成派系。甚至用封官许愿、请吃、送礼等手段拉笼引诱。如吴桂馨曾在一天内请其村数十人，在县城茶楼大吃一餐，算作集体入党。事后许多人连自己入了国民党也不知道，直至县党部竞选发了选票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黎、吴两派在千方百计拉笼建立自己势力的同时，还设法在县的工会、农会收买，安插亲信。县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姚锦泉，原来较为倾向革命，与张鉴初等人关系较为密切，后经黎贺桃收买拉拢，便向右急转，变成黎派在工会的代表人物。吴桂馨则派其兄弟吴英儒插手农会，设法当选为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后黎、吴两派控制增城达二十多年，增城成了他们的家天下，许多任县长也成了他们派别斗争的代理人。他们互相倾轧、斗争，给增城人民带来了不少的灾难。

　          在国共合作的有利因素推动下，广东以及全国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兴起，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为铲除军阀，统一全国，实现孙中山先生未竟事业，兴师北伐。在北伐战争中，增城人民革命热情高涨，工会、农会、学校等纷纷组织宣传队伍走上街头和深入农村演讲，大批青年踊跃参加北伐军，各种后援组织也相继成立。但不久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开始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以及广大工农群众进行疯狂的大屠杀。

　         “四、一二事变”后，反革命逆流冲击全国各地，增城也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县内在大革命初期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以及工会、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等都遭到破坏和明令解散。参加了各种进步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受到通缉、逮捕和迫害。新塘地区的中共党支部遭到破坏，其成员幸得省区委及时派李沛群通知疏散，才得到保存。伍来成因身份未公开便以菜农身份隐蔽下来，张鉴初则受其舅父吴桂馨恫吓、威胁而走避香港。该两人都先后因贫病交迫而死。在江门市任肇、罗、阳、五邑农民协会联合办事处宣传部长的刘庆培，也因受通缉，回乡隐居。至此，增城县的党群组织又操纵在右派手里。

　         由于国民党右派分子上台，土豪劣绅反攻倒算卷土重来，军阀混战时期兵匪一家祸害百姓的情况又重现。县内的大土匪袁虾九、潘安仔等又聚众打家劫舍，虏人勒赎，甚至攻打县城，洗劫圩镇。较小的土匪如跛手钟、烂头发、叶钱和罗澎等，也到处设置堂口，拦途抢劫。以后烟馆、妓院、赌场便到处出现。官方不但不禁，而且公开向这些人征收税捐，使其合法化。恶风骤起，乌云蔽日，增城人民又陷入了苦难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