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何仙姑信仰源远流长的原因探究

        历史上增城何仙姑信仰长盛不衰，有民间的因素，也有官方的因素。从民间的因素来说，道教八仙是民间传说俗神长期演化选择的组合。八仙的出身、相貌、经历都各有民间所津津乐道的特色，而八仙的配套定型，又必须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八仙在中国众多的神仙中独出风头，是因为其迎合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理需要，满足了全民喜庆娱乐的需要。八仙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男女老少，富贵贫贱，文庄粗野，不一而足，社会各色人等，均可从这支队伍中找到自己亲近的偶像。

 

 

   

   
        明人王世贞在其《题八仙像后》中指出：“以是八公者，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为各据一端作滑稽观耶?”何仙姑是贫苦劳动人民出身，见于记载的何二娘是织鞋为生，民间传说何仙姑之父亲何泰是做豆腐的。在八仙群体中，何仙姑是唯一的女性，而且年轻美貌，成仙的经历又带有反抗包办婚姻的色彩。何仙姑成仙之后，又有许多关于她以女仙身份为人占卜，“洞知人事休咎”，“能逆知祸福”的传说。且看《续文献通考》所记述的何仙姑的经历与形象：年十五，梦神人教食云母粉，可得轻身，因饵之。誓不嫁。往来山顶，其行如飞。每朝出，暮则持山果归遗其母。后遂辟谷，言语异常。武后遣使召至阙，中路失之。景龙中白日飞升。

　　     从这一记述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纯洁朴实，年轻美貌的少女，梦神人教食云母而轻身，成了仙女；往来于山顶及辟谷的行径，则是道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谒之以问休咎”，则是女巫味道更浓些。民间之女巫占卜，在封建社会中也是一项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由于女巫职业是与人神沟通，又能预知人之祸福，在百姓的心目中，她们更容易被神化。因此，福建的妈祖、广州的金花娘娘，这些很有影响的女神，都是出身于女巫这一行。仙姑之称，有仙女、道姑与女巫的各种含义，何仙姑可谓三者兼而有之。八仙各执有仙器，何仙姑所执的是荷花，荷花在中国传统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花朵大而味清香，是一种民间常见乐栽的花卉，美丽的何仙姑配上清雅的荷花，是传统画一个喜欢表现的题材。凡此种种，都使何仙姑在八仙中有一种独特的地位。

　　      增城民间对何仙姑情有独钟，还表现在为之生发出一系列的传说故事，特别是将当地最为著名的特产挂绿荔枝与何仙姑联系起来，仙姑因荔枝而扩大影响力，荔枝因仙姑而增添神妙感，传说与特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产生了他处的何仙姑所没有的特殊效应。何仙姑在增城地方神序列中突出地位的确立，除了民间的因素，也有官方的因素。从县志中录存的数篇何仙姑祠记可见一斑。　

　　     民间地方神灵得到官方承认的过程，也是官方利用神灵以推行教化巩固政权的过程。宋曾敏行《独醒杂志》中记载有何仙姑预测国家大事的事迹。相传狄青率兵征南侬，道经永州，知永州有何仙姑，便前去请她预卜一下此次出征胜败如何。何仙姑道：“将军此去根本看不到敌人。将军未至敌人就先败逃了。”狄青起初不相信有此好事，结果竟然是他的先锋部队打垮了敌人，他自己连敌人都没有见到。其实，历史上狄青征依智高，战斗很激烈。何仙姑的预见并不灵验。但这一记载并非凭空捏造，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狄青征侬智高时，就耍弄过以一百个双面都是正面的铜钱假行占卜以鼓舞军心的把戏。那么，他也可能利用在岭南本土已有相当影响的何仙姑以鼓舞军心。当然，这样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后人在狄青得胜之后有意编造出来的。

          同样，以何仙姑卜卦以助战的事迹，还见于增城的何仙姑祠庙的碑记。明万历两广总督刘继文撰立的《重修何仙姑庙碑记》中记载有此一段事迹： 岁已春移镇端州，时澳酋李茂、陈德乐啸聚海上，乌合至千余众。一时未集舟师，虑怀叵测，因筹计问仙。而仙姑至，乃凭箕授算诗曰：“将军稳卧九霄宫，进士高登万岁楼。明公若欲谈兵事，莫外区区一女流。”盖自谓识兵也，窃欲同夫钟吕。又日：“用兵勇往是良图，惧敌全身岂令谋。将相协心同赞事，何愁山寇不消除。”盖谓兵贵择将也，而深有恶于贪生。时琼崖当事，参将懦怯，所谓“畏敌全身”者，因以邵都司往代之。不两月间，而我师大捷，遂草薤禽猕，岭海宁谧。悉符仙谶云。夫难料者兵，况女流谈兵，古未有也。岂其仙灵圆朗藏往察来，征应之神，不异于钟吕二仙之谈兵事耶!

　　       这位两广总督对何仙姑之灵佑，十分虔敬，于是下令县里对何仙姑祠重加修葺，并为文遣官致祭。他表彰何仙姑，说她虽屏谢尘嚣，逍遥蓬阃，仍不忘自己身为粤人，故而能为乡民祈福，为粤土保安云云。经过这一宣传，何仙姑的本领又有了新的长进，不仅能预卜未来，而且精通兵事。而作为民间神的性质有了很大的转变，由一位抗婚飞升的道仙而变成一位保土安民的地方保护神了。

　　       立于明万历的另一件碑记是广东布政司左参政李得阳所撰的《增城何仙姑神应记》碑。碑文大意是说李得阳早年从任上归隐家中，却梦见携家上任，稍憩旅馆，入一室中，见一女姑南向立。女姑“十七八许，缜发圆面，绿衣红裳，玉颜秀异，非人间世有也”，自称为何仙姑。后来他到广东上任，询及增城何仙姑祠，规制一与梦境相合，可惜因王事复将度岭而北，不得亲拜何仙姑祠，只能捐俸令县令代为治酒将祭祀，并刻石以记。康熙《增城县志》中还收录有明增城知县谢士章所撰的《拓建何仙姑祠记》、陆清原所撰的《存仙井亭记》。此两碑皆是当时的县令修葺扩建仙姑祠的产物。

           谢士章在碑记中将祀何仙姑与祀崔与之相提并论，陆清原赞扬何仙姑“事母纯孝，及凭箕授算、济师殄寇，则姑之仙固以忠孝存也。”这就将道教八仙之一的何仙姑的道德品质，纳入了儒家的忠孝道德标准的范畴，表彰其为典范，树立为邑人的榜样。何仙姑的保土安民作用有了进一步的升华，进入了精神层面。这也就是谢士章为什么提倡何仙姑应与崔与之一样得到官民奉祀的内在意义。而何仙姑也就在官民的各自努力下，不断塑造其形象以适应社会各界的需要，而不断演化延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