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萃扬回忆录:我在增城工作的那50年 激情燃烧的岁月

七、王国样书记调离增城

1958年10月，我调到派潭中学当高中政治教师以后，总是以“为人师表”的格言，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并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深得学校领导、教师及学生的好评及支持，为此感到安慰。但在脑海里却时常缠绕着一个问题，挥之不去。

这是个干部的安排问题：我在文教科历任主办科员。按照当时的干部安排规定，在县级行政机关的股长（股级），派到初级中学，一般都安排校长。到高级中学也应该是个主任。我到派潭中学已经两年了，论表现，从机关到学校也算好。怎么不给我个安职？自己只是想着，但又怕人家说我个人主义，不敢说。

1960年春，我终于下决心到县里问一问究竟，便到县里找老上级王国祥书记（王已由县长提任县委书记）。一进县委，听同志们说：王国祥书记已调离增城，1960年2月，到宝安一个国营农场当领导去了。我深感突然：“怎么一位老革命、县委第一书记会调任一个农场的领导？”同志们说：是在1959年的反右倾动被“反”走的。知情者告诉我是那么一回事：

王国祥同志于1957年10月任增城县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地委派来了地委的曾副书记兼任增城第一书记，王国祥任第二书记。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这年，增城到处都报亩产超千斤。王国祥书记把自己了解到的几个队的真实情况向县委第一书记反映，证实没有那么高的产量，要求减少外调粮食的任务，以保证本县粮食供应。

他先对公社书记刁某说：“我一向认为没那么高产量”。又对县委办公室主任说：“几千斤亩产？几千斤？我不在家，不清楚”。又对石滩的书记说：“没那么多粮食入库，就别报写那么多，会造成群众没饭吃的”。

王国祥同志这种对人民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及态度，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

1958年，农村普遍推广“高度密植”的水稻技术革新。上级硬性规定插秧规格为5（寸）x2（寸），即行距为5寸，株距为2寸。而过去农民的传统是5x5或5x6，或6x6。高度密植的不良后果是：水稻失去了生长的空间，形成不通风和地力不足，农民不能接受。王国祥同志主张在检查时可适当放松规格要求，但也被斥之谓“右倾”。

当时还推行一种“规范化”种田，两米宽为一小块稻，块与块之间留一工作行为20公分，以方便工作（如施肥、除草）时走动。王国祥同志认为是浪费土地，算一算，全县要浪费10万亩。这也是很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上，这种“规范种田”推行不到一年便完了。

有一次，县委主要领导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有关人民公社的具体问题。有人提出：公社社员要实行口粮半供给制。当时“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浮夸风”、“共产风”，已经造成了口粮紧张，是与会同志众所周知的，根本没条件做到农民口粮半供给制。但“供给制”是人民公社的最大优越性，谁能有异议？有些“积极分子”表态支持，大多数则支吾以对。

“供给制”成了“模棱两可”，但也写进记录中。整理记录的同志，也写进了决议中。王国祥书记是第二书记，主持县委日常工作，又主管农业。此件要经他审批才能发出。他深知，如果将此写入文件，将加速全县粮食恐慌，后果严重。他毫不犹豫地将“口粮供给制”一条删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为增城做了一件大好事。但这一条，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成为反对人民公社优越性的一大材料而受批判。

在“大跃进”运动中，农村普遍流行苦战、夜战，王国祥同志对此持否定态度。有一次，他到腊布检查工作，该公社书记温xx汇报说：“经过农村的‘反右倾，鼓干劲’，群众情绪高涨，挑灯苦战、夜战”。王国祥书记则说：“鼓干劲、苦战，不意味就是开夜工。

而且，现在农民每天只有八两米作口粮，叫他们苦战、开夜工不行呀！”王书记到三江检查工作时，三江的刁书记谈到苦战开夜工问题。王国祥书记说：“我一贯反对苦战、开夜工；要提倡巧干，要提高工作效率。”王国祥书记反对形式主义，关心群众生活，体恤群众疾苦，却都被作为反对“大跃进”来批。

1962年，党对王国祥同志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的不公正批判子以平反纠正，对王国祥同志的表现作了充分的肯定。1970年，王国祥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率领农业专家代表团到非洲马里支援那里的农业建设，为期3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受到非洲人民的赞扬。1978年调到中共惠阳地委任组织部长，经常返回增城参观及指导，受到增城的领导、干部及群众的欢迎。

王国祥同志是增城正果白面石人，是老一辈共产党人。解放前，他率领革命武装为解放增城而浴血奋战。建国后，又兢兢业业地为建设增城而忘我地、无私地工作。王国祥同志坚强的党性，崇高的革命品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增城人民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