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萃扬回忆录:我在增城工作的那50年 激情燃烧的岁月

县农会，属县委的部委编制，关振荣书记兼农会主席（后为汤梅新），张何带（原镇龙公社书记）、刘九六（原石滩公社书记）任副主席。1984年县机构改革，县委农村部与农会及县政府的农办合并称县农委。1985年我调党史征集研究办公室。主任由老同志、县人大副主任阮建兼任，副主任陈冠中。

陈是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其年近六十即将退休之际，仍勇挑重担，组织人力，从事艰苦、细致的搜集资料及编纂工作，在没有经验借鉴的情况下，经三年耕耘，写成30万字的《增城县志》（1911－1949年）1984年油印版，为下一轮全面编纂《增城县志》（1995年出版，150万字）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1984年，他任党史办副主任后，与有关同志全力投入增城地方党史的资料征集及编写工作，主要的编写工作由他担任。

历时三年，完成了中共增城地方党史的初稿。我到党史办后，适值广东省委布置省、市、县要编写中共组织史。我被抽调到组织部参加此项工作。同事有李鸿昌（组织部）、何什田（档案局）。我负责编纂业务。在组织部领导下，经三人共同努力，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历时一年，完成了中共增城组织史的第一稿。

1986年，增城县志办公室成立，我调县志办工作。1987年，中央非常重视，由国务院直接抓地方志（即省、市、县志）工作，行文指示各省、市、县成立地方志专门机构（地方志办公室），作为政府的直属机构，配备领导及专职干部，把此项工作作为政府的必要工作来抓，视作一项文化建设“工程”。增城县政府分工由卢副县长来抓，并物色到具有大专中文专业学历的、年轻的温则厷同志，调进县志办。

我们几个人着手进行建立、健全各级修志机构；制订编纂计划、篇目及培训修志人员、建立修志队伍等工作。1987年冬，我到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请示工作。行政人事处熊方生处长对我说：“老叶，我们想把你调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已经开会通过了，你有什么意见？”这个意外的喜讯，我还需什么考虑呢？即说：“这太好了，十分感谢市志办领导的关怀”。

我自1951年龙川土改结束后，本来返回广州的，但那时年少气盛，随王国祥县长到了增城，现在应该是落叶归根的时候了（我是在广州出生，在广州长大的）。熊处长继续说：“本来我们准备派人到增城找县委组织部商调的，现在写个函给你带回去，由你说好了。”我带着广州市志办的商调函返回增城，到组织部找到了张房有部长。

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请张部长帮个忙，我想调回广州。”“调哪里？”部长问。“调广州市志办。”“老叶，你别讲笑，现在上级明文规定，五十不提。（当时我52岁）现在单位要人都在五十以下。”张部长笑着说。我随即把广州市志办的函交给他。部长仔细地看后，即说：“好，我们研究一下。”我随即又去广州，与市志办商量有关事宜。

市志办的领导告诉我，准备安排我在地方志研究所工作，由于没房子（当时，市志办的办公地方也是租的），故住房必须自己解决。只要增城办完手续，随时都可来上班了。我又返回增城，一进办公室，温则友同志说：“叶叔，我昨天找你一天找不到。人事局拿了个商调表来叫你填写，我又不了解你的情况，等你回来填”。“快拿来，现在就填”。

我说。“刚才人事局拿回去了。”“他说了什么？”“没说”。我即到人事局问。人事局领导说：“县委决定，不调了。”我即到组织部找张部长，没找到，干部科的领导说，是县委决定的。我即找到了李中流书记，请他照顾一下，让我调回广州。李书记解释说：“老叶，现在省、市催得很紧，要马上成立、健全修志机构，配备好修志干部，你刚开展着工作，走了不好办。”

我再三请求，李书记说：“常委已开过会，定下来了。老叶，你就再为增城作个贡献吧！你是位老同志，相信是会处理好的。”我再没话说了，就请李书记作个指示。李书记说：“具体工作应由你去做了，县委的意见是由你抓好修志的业务工作。我们会找一位有行政工作经验的领导来支持你的。”

一个星期后，县政府就任命我为增城县志办公室副主任。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与温则厷同志等几个人，共同开展编纂增城县志的早期工作。随后，林宝森（初任副主任抓全面，后任主任）、张水才（初任副主任，后任主任）、张殿池（后任科长、副主任科员）、李玉环（后任副科长）等同志先后调进县志办担任领导工作及其他工作。

县政府又聘请革命前辈、广州市政协的徐亮副主席（增城籍）任增城县志主编，专家王一洲、王李英、陈水原，老干部李恒芳等同志为副主编，大大加强了增城的修志力量，保证了建国后增城的第一届修志任务的顺利完成。1993年1月，我年届六十，光荣退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