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萃扬回忆录:我在增城工作的那50年 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我只有《红楼梦》未细读，现在有时间想认真读一下。到图书馆找不到，便到增城新华书店购买，店员说：“这个时候，你还读这书，你敢买我也不敢卖”。我说：“这是中国古典名著”。他们说：“管你名著不名著，先批判你没商里。

我闲着无事，便与一位老师出去“步行串连”，（吃饭不要钱，乘车则自费），经惠阳，到汕头。那时，从报章上得知，中央通知全国学校复课闹革命，回程可坐火车不要钱。我们便坐汽车到福建樟州，转乘火车回广州，返校等待复课。那是1967年3月的事。

当时的红卫兵分成两派：一派叫“革命大联合总部”，另一派叫“红旗派”。小学的红卫兵由老师组成。不同观点的红卫兵出现派性斗争，互相指责。听说有一次小学的两派因派性斗争，将一位属于红旗派的老师放到水坑里去浸，被驻军及时制止。这是派潭红卫兵运动中的一段小插曲。

1967年4月，以派潭矿工人为主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派潭中学，组织两派大联合，领导学校师生“复课闹革命”。不久，工宣队撤离，由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当时，林彪提出了“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林彪的手下大将再补上：“反对林副统帅也是现行**”。

于是学校就开展一个查、批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运动。发动学生搜寻老师在上课、课余、交谈中说过的、写过的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同时开展“三忠于”运动，大搞跳“忠字舞”、做“忠”字操、做“忠”字牌（每人都制作一个牌子，上书“忠”字，随身带着），凡显眼的地方，都可见到用花、石等材料砌成大大小小的“忠”字。

1968年7月25日，全县中学教师集中在增城中学进行“清理阶级队伍”，部份学生、红卫兵也参加。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规模的对教师的揭批斗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结束，除了个别老师要作处理外，大多数都回到原校。不久，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恢复上课，但还是很不正常的。我记忆中较为深刻的是反对“三中心”（课堂、课本、教师）。

当时的做法是：不要小课堂，走向大课堂。让学生到农村、工厂的实践中学习；不要原来的课本，自己去找实用的课本。我担任的政治历史课就不讲课本了，一是讲报纸的社论，更多的是请贫下中农讲家史。历史则请老革命干部讲增城、派潭革命斗争史。这一段时间，我带着学生到处跑，根本没讲过什么教材。学校自己改革了课程，设专业课，如：农业专业、畜牧专业、电机专业……。

我负责畜牧专业，管理学校的养猪场、养鸡场。到畜牧站学习畜牧知识，买了养猪、养鸡及疾病防治的书，边学边教。“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一时成为社会风气，好像退回到蒙昧的时代。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局面。1977年废除各类学校招生的推荐制，恢复高考（在“文革”开始即1966年以后，高考停止，后又改为推荐上大学）。

十、返回县机关工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指示，认真落实“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历次运动中还未落实的干部政策，解决历史上的遗留问题。我是在“反右”的“风暴”中“刮”到学校的，也属于指示的范围之一。我即向学校党支部打了个报告，支部非常重视，派人事干部查阅了我的干部档案，清理了其中的不实之词（称“黑材料”）。

但在安排问题上，迟迟无着落，我即向县政府钟景阳县长打了份报告并送到县委。一个月后，县委组织部通知我去报到，告诉我：调回县委工作，分配在县委新成立的县农会。1981年8月，我返回县委工作。一次遇见宣传部陈部长，他说：“老叶，我们宣传部准备把你要来。到组织部要人时，你已经被安排在县农会了。反正能解决就算了。”我再次对陈部长的关心表示感谢。

后来县政府秘书科的阮科长告诉我：是钟县长批了我的报告。星期天，我回派潭（当时老婆孩子还在派潭），把老婆养的鸡带了两只回增城，去探钟县长。他笑着对我说：“叶萃扬，你也搞起这一套来。”我说：“钟县长，真感谢你的关心。这鸡是老婆养的，叫礼轻情义重，你收了，绝对不会有人说受贿。”钟县长笑着说：“落实干部政策是党的工作，凡合条件的，我们都应落实。”对于钟县长重视及坚决贯彻党的干部政策，我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