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萃扬回忆录:我在增城工作的那50年 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时县委只有一辆小汽车，户慎斋书记每次出发瑶田都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随他出发的只有警卫员小李、政治干事方霞（女），她是卢书记的妻子。当时，从增城到新塘的交通很不方便，先坐公共汽车到石滩，坐艇渡过增江河到对岸，再走20分钟的路到广深铁路口石滩火车站，坐火车到新塘站下车。又走半小时才到瑶田。当时区乡干部下乡都是步行，领导干部才配单车。卢书记都是步行来的。

当时工改有一条规定：凡下乡的土改工作队员都要同农民实行“三同”（同食、同住、同劳动）。我是立委会下来蹲点的资料员，是半个工作队员身份，因为还有整理资料的任务，所以往在区委，但仍与农民同吃、同劳动。书记因不懂本地语言，故有时吃在区委，有时同我一起到农民那里吃饭及劳动。那时，新塘的农民生活在全县来说，相对地好些，每天吃的是两顿饭，一顿杂粮，按上级规定，每顿为一角伍分。

1951年7月，开展夏征（粮）入库工作。一个晚上，瑶田村开群众大会，由马玉林书记动员群众按时交粮入库。他讲的是普通话，群众听不懂，由区干部当翻译。因为瑶田是区委的重点，按马书记的意见，一定要提前完成，故时间及措施都严厉点。

当马书记讲话的，会场哄动起来，群众向着马书记处往前挤，把马书记也挤到人群中，还有人用拳打他。警卫员向天开了两枪，人群才平静下来。后来此事交由公安助理查处，抓了几个带头闹事的群众。因为都是贫农成份，不久又放了。后来又抓了几个成份及历史都不好的关起来。

有一次，群众密报，有几个“旧基层”（解放初，一些地主、富农的爪牙，利用搞运动之机，钻进了我们基层当干部，后采被清洗掉，这些人称“旧基层”）准备晚上在某户开秘密会议。到时，马书记率领近十名民兵敲门去抓人，结果给爬墙跑掉。同去的干部，纷纷埋怨马书记主观急躁，又不与人商量，把事情办坏。

区委及工作组驻点（瑶田）两个月，斗争对象末找出，群众未发动起来，尤如一潭死水，鸦雀无声。卢书记见此情况，叫我写个汇报加个分析送土委会。我把有关情况及干部群众的意见都写了。最后提出：瑶田村打不开局面，是由于工作组（特别是领导）主观主义，工作不深入，骄傲自满，敌情观念不强所致。

三天后，我的汇报在东江土改通讯登了出来。内容只字未改，只是题目不同。我原来的题目是：《关于瑶田村开展“八字运动”的工作汇报》。结果刊登的题目是：《瑶田村为什么打不开局面？》。这天，卢书记来到了瑶田村，把一叠《东江土改通讯》交给了区委资料员，其中一份直接递交马书记。

马玉林同志看了之后，怒形干色地问：“是谁写的？”卢书记说：“文章不是有署名吗？”“叶落？，这个叶落是谁？”“你管他是谁，问题是人家说得对不对？”卢书记平静地说。“说我敌情观念不强，我渡长江都渡了。”马玉林书记激动地说。卢书记婉转而又认真地说：“老马，要虚心点呀！渡长江是一回事，现在搞土改又是另一回事。好好地想一下嘛！”

后采我才知道，是一位东江地委的科长，到增城检查工改工作，看到这份报告，拿回去加上个题目，用了个笔名发表的。卢书记指示：区委是指导全面工作的，不能老困在这个打不开局面的后里，应赶快撤离另选点。此时，增城县委在一区的主改试点已结束，向全县各区铺开。卢书记回到增城抓全面，不再在新塘蹲点了。应新塘区委的要求，卢书记把我及李剑强留在新塘参加土改，编入土改工作队。

1951年冬，新塘（二区）区委选西洲为土改试点，即土改的第二阶段。全区一百多工作队员都参加了试点，我作为组长，也负责其中一个小组的工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试点工作。1952年2月，全区组成五个土改工作队，即：下湖、甘东、甘西、沙村、永和，全面铺开。我编在永和工作队，由县团委书记周凡任队长。我被派到公安小乡担任工作组长（组员5人），主持该乡的土改工作。

当时的行政建制是区、小乡。公安小乡原属永和大乡。（原一个大乡分成若干小乡）包括：泽洞、塔岗、公安等几个自然村，人口约8000人。乡政府设在塔岗。公安乡此时已完成了土改第一阶段——“八字运动”的工作。已建立起健全的农民协会及贫雇农小组。在土改期间，农会是唯一真正的权力机构，没有农会的参与，一切工作都不能推行。乡政府只执行例行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