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萃扬回忆录:我在增城工作的那50年 激情燃烧的岁月

四、五年教育行政工作

1953年3月，增城的土改复查工作全面结束，全县八百多名土改工作队员重新分配到县、区、乡的机关、企业工作，我分配到县人民政府文教科任主办科员。当时的文教科（包括文化、教育）只有四人，科长周凡（初任副职，主持全面工作，不久升正职）是原县团委书记，土改工作队长，广州艺术专科学院毕业，1948年参加革命、入党。副科长元永谦，中山大学教育系毕业。科员：我及一位漂亮的女同志伍英英（20岁），初中毕业。

县政府的科一般只有4－5人，不设股，设主办科员一人，经办科的日常工作，科长不在家时，可代行科长的行文职权。主办科员都没经行文审批，一般由科长提名，主管县领导同意便可。我到文教科不久，王国祥县长（已由原副县长升为正县长）到科里检查工作，周凡科长问王县长：“科里的主办科员由叶萃扬担任可以吗？”王县长笑着反问：“你说呢？”“当然可以才提出来。”周凡说。“可以就可以嘛！”王县长说。文教科的主办科员就定下来了。当时我的行政级别是21级，是科员的顶级、科长的末级。

文教科这个摊档很大，要把文化教育都管起来，下属单位有：各中、小学校，幼儿园；业余教育，设有教育队，队长是伍桂林（老党员），队员六人；文化馆，馆长郑桂芳（参加土改的部队转业干部、正排级）；广播站，站长车锡唐（干部来源同上）；电影队（3人），任务是下各区乡放电影；增城、新塘戏院。这些单位后来发展成电视广播局、业余教育局、电影公司…等。

根据党领导政的原则，文教科归县委宣传部领导。宣传部副部长钟景阳（主持全面工作）。文教科属下单位的领导（如中、小学校长、文化馆长…等）由文教科提名报宣传部批准后，由县政府办公室任命。因为我当时不是中共党员，讨论领导任命我不参加，但我可提意见而且很有效。

如当时需要一些骨干充实各级领导，我就建议将具有大学文化的、曾任土改队副队长的何川同志从增城中学（高中教师）调进文教科教研室任副主任。将部队参加土改后转业到中新当文教助理的劳杰同志调进文化馆当副馆长。文教科只四个干部，而且周红科长经常抽下乡搞中心工作。怎么管这么大的摊子呢？文化方面的工作，下面单位都有头头，不用花多大的精力去管。科的主要精力是集中于管教育一摊。

土改结束后，党及政府为了加强教育工作的领导，从土改干部中安排了一批骨干到中、小学任领导，计有：增城中学校长袁莊（中共党员、中山大学毕业）、新塘中学校长吴佩珩（香港达德学院毕业、党员、老干部）、派潭中学校长李友敬（大学文化）、正果中学校长叶鉴明（老干部）、福和中学校长李义（土改工作队员、老干部）。县城小学（全县重点）校长谢旺（老干部）、石滩中心小学校长詹文枢（党员、老干部）……等。

随着一批党员领导进入学校，中、小学的党员发展也随之开展，为其后建立中、小学党支部奠定了基础。我在文教科工作五年，期间曾分文化科、教育科，后又合科，我都是抓教育。这期间，我认为以下事件是值得记载的：第一件是整顿小学。1954年，增城县同全省一样开展了一次整顿小学运动。

当时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的教师队伍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解放前的教师转过来的，1952年由县政府全部接管，成为“公办”。1952年进行过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对少数政治严重不纯的分子予以清退，大大纯洁了教师队伍。但由于过去对教师的吸收及管理缺乏较健全的制度，在教师的文化、教学质量上存在较大的问题。有些小学教师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家长意见很大。另外，学校的分布、布局也不合理。故整顿小学的目的，在于提高教师的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加强小学的合理布局，要求每区有一所中心小学，每小乡一所完全小学。

1954年春，在县委宣传部领导下，文教科设立整顿小学办公室，集中全县各区文教助理在一区进行整顿小学试点，然后全县于5－8月分两批进行。由于在整顿小学过程中，我们认真贯彻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严格按国务院规定的政策办事，从总结教学入手，充分依靠广大教师，做好耐心细致的工作，达到了整顿小学的预期目的，为即将进行的全面推行全日制教学计划及统一教材打下良好基础。

这次整顿小学从教师中提升了48位小学校长及教导主任；保送了17名年龄轻而文化在小学程度的、有培养前途的教师到南海师范学习。对一些连本人都认为无法从事教学工作的文化程度太低（小学以下）的人进行了转业安置。如七区（仙村）一位姓马的老师说：在解放初，村里的人硬把我拉来教书，教起来好像挑两百斤东西，很辛苦，我早就想不教了。现在让我回家生产，政府又有钱补，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太感谢人民政府了。另有4名无家庭依靠，又暂时找不到出路的，先由区政府包起来，另谋出路。有4名因犯有奸淫妇女、贪污、盗窃错误，而又屡教不改，则作了开除出教师队伍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