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崔与之无可置疑是增城中新镇人

三、《谢文》说“又因其葬于增城，其子孙后来又流寓增城，所以《中国名人大辞典》载为增城人。”这种说明更缺乏根据。崔与之是增城人，并不是因为他葬于增城，而是他的祖先崔克于宋熙宁四年（1071）迁居入籍增城崔家围（见1993年版《增城县志》135页）。崔克是崔与之的曾祖父，至崔与之已是第四代，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崔与之是增城人。

至于崔克为何又葬于宁都呢？我以为，崔克是第一代迁居增城的人，他与故乡宁都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可能有些未了手续需要返宁都处理，因而在宁都去世，这也不足为怪的。而他的妻子（崔与之曾祖母）及儿子（崔隽）夫妇葬于广东各地，孙（崔世明）夫妇葬于增城，就说明了崔克家已完全居住并入籍广东，最后定居于增城了。

四、崔与之应为广州增城人。

我国有关籍贯的使用，有很大弹性。据《辞源》解释是“祖居地或出生地”。祖，并无限于那一代。如崔与之，说他的祖先是增城人固可，说是宁都人亦可，说是汴人（开封）也可。出生地一般来说，应当更为明确。崔与之出生于增城，称为增城人，当属可以。但确定其籍贯为何处人，除史书记载外，我以为更应尊重其本人意见。现将崔与之本人对此问题看法列举如下：

1、喜定十二年（1219），崔与之的奏章《第三次辞免秘书少监》说：“除已扶病迤逦取道江西度岭而归，听候从欲之命……⑧”。度岭而归，当指度梅岭，归家乡广东。

2、前面所说，崔离开四川时，说：“才出三峡，即渡洞庭，溯潇湘，取道桂林而归。”显然也是归广州了。

3、崔与之《水调歌头?题剑阁》一词，有“梅岭绿阴青子，蒲涧清泉白石，怪我旧盟寒，烽火平安夜，归梦到家山⑨”之句。梅岭是广东的门户，到梅岭，表示要进入广东；蒲涧在广州，是羊城八景之一。这里不难看出，崔的梦想是要返回广州。

4、崔与之《送洪赐岩赴班》诗，其小序说：“赐岩洪君畴，天锡，清源人。与余乡李文溪丙戌同年⑨。”查李文溪即李昴英，番禺人。宝庆二年进士第三名（探花），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著有《文溪集》。因此别号为“文溪”。崔说“余乡李文溪”，即认李昂英为同乡。按番禺与增城同属广州，彼此认为同乡，当属可以。

5、崔与之《寿李参政璧》（都下侍班）诗，内有句：“五羊仙客为起寿，安期大枣东方桃⑨”。“五羊仙客”是崔自称之词。即自认是广州人。

以上可见，崔以之本人认为自己是广州人，是十分明确的了。而其祖先入籍增城，说他是增城人，亦无不妥。因增城隶属广州，所以宋史说他是广州人，而明《永乐大典》则说他是增城（10）。我想都是可以的。最后，《谢文》说：“史者乃至典籍的误记也是事出有因，可以理解。”云云。竟然把崔与之是广州增城人说成是史籍“误记”，而不考虑自己的论点是否正确，妄自贬低史籍，可以说是缺乏自知之明。这样的治学方法，恐怕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实，700多年来，史籍和学者们对崔与之是广州增城人的记述，无疑都是正确的。《宋史》是正史，而历代又非常重视人物的籍贯，岂能轻率？李昴英是宋代名臣，是崔与之的门生，是最了解崔与之的人，他所撰写的《崔清献公行状》等文章，其可靠性不容置疑；至于《崔清献公集》是他的后代根据其家族保存材料编纂的，更是有事实根据。所有这些，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此外，还有大量旁证材料，我以为不必—一举例了。早几年，还在增城举办过一次有省内外学者参加的“崔与之研讨会”，肯定崔与之对全国及广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些属于本文的题外话，这里也就不多谈了。

注释：①⑦：李昴英：《文溪集?卷十一》。引自《四库全书》118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李昴英《文溪集?卷一》。同上。

③：《崔与之研究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6年5月。

④⑤⑨：《崔清献公集后卷》，道光三十年重镌。

⑥⑧：《崔清献公集前卷》，同上。

⑩：《永乐大典》卷2741，崔字韵，“崔与之”条，引《广州南海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