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增城县志》的几点体会

二、如何对待地方偏见与违反科学的思潮？

在修志工作中，往往出现狭隘的地方偏见与各种违反科学的思潮，这种思潮多以“为地方争取荣誉”为名，离开事实去编述历史，我们能否坚持科学性正确去对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下面举几个事例：

1、县人崔与之，是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曾被任命为丞相，但崔坚决力辞。后人有诗赞为：“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载一人非公谁？”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不少人仍然以官大为荣，每每将崔与之称为丞相，说增城出了一个崔丞相，是增城的光荣。在提到崔与之时，不论在书刊、报章或各种场合，开口闭口都离不开“崔丞相”。

这种官大为荣的庸俗思想不仅违反了事实的本身，也违反了崔与之本人的意愿（宋理宗8次亲下诏书，崔与之13次上书力辞）。我们在县志中，突出崔“重事功，淡官位”、勤政为官、廉洁为民的形象，发扬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后来增城召开有省市学者参加的之研讨会”上，一些专家亦认为，崔未有接受此职，不宜称之为丞相。县内有些人亦慢慢改变了看法。

2、挂绿荔枝是增城荔枝中的稀有品种，自清代康熙年间出现后，一直享有盛誉。修志期间，有人别出心裁，以何仙姑与挂绿的神话传说及虚构情节著文，制造了唐代杨贵纪吃挂绿荔枝的奇谈，甚至认为南越王赵佗进贡给汉高祖的荔枝也是挂绿。有人质疑时，作者辩称目的是为增城增荣誉云云。也有一些人对此表示欣赏，说挂绿的来历也可多此一说。由此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面对这类非科学思潮，我们坚持科学态度，认为对挂绿的考证，应以史书记载为主要依据。而史书记载是清楚的；还有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杨宝霖的考证文章，证实挂绿最早出现于康熙八年。由于我们发表了有说服力的论文，反对虚假的考证，得到了多数关心挂绿的县人（包括果树科技人员）的支持，大家觉得虚假的东西并不能带来荣誉，而真正的荣誉来自实事求是。

3、增城古代传说中，何仙姑可算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旧县志有多篇记述何仙姑的文章，说她是唐代人，父母将她许配于人，出嫁之日，不知去向，随后说她已成为仙人，增城人把她说成是八仙之一（按：八仙中的何仙姑，各类典籍说法不一，未有定论）。县内有几处何仙姑庙，近年来焚香参拜的人络绎不绝。不少人以县内有何仙姑为荣，不遗余力地进行宣扬，如将她列为增城古代十大名人之一，甚至说成是唐代女诗人，等等。

编写县志时，我们当然不能顺着这股潮流去进行宣扬，但对这个人物如何处理，是颇费考虑的。有人提议把她写入人物传，我们考虑到旧志将她列入仙释类，她的传记内容多是成仙之类的无稽之谈，以至有无此人，也不无疑问；其次，即使真有其人，亦不过是一个抗婚而出逃的女子，虽有反抗封建婚姻的进步意义，但并无多少事迹可记，况且连名字也是查无实据的。

因而入人物志是不恰当的。考虑到她知名度较高，县志不能不有所反映，然而又面对县内出现的一股崇拜仙佛的风气，对这类人物的叙述必须慎重。后来决定将旧县志何仙姑的传记译成语体文，列入“民间传说与故事”一节内，做到既有所反映，内容又比旧志为少，这样处理，可能是比较恰当的。

4、《人物传》初稿中，有“列之杰”其人。说他是北宋皇朝的驸马，尚永安公主，端拱戊子拜枢密院使（按宋代无此官衔），淳化二年奉敕来镇广南乐路等等。总纂时，查明清两代县志均无此人的记载。据初稿编辑说，是在族谱中发现崔与之为列之杰写的一篇‘行状”，可以作证云。我们觉得事有可疑，因列之杰如确属驸马高官，历代县志决不会一字不提。为慎重计，到广州各大图书馆查阅史籍，发觉《宋史》并无永安公主其人，《宋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补记》、《广东通志》亦无列之杰其人，可见情节全属虚构，定稿时遂不收录。

由此可见，族谱虽然保存一些有价值的资料，由于“光宗耀祖”思想的影响，有的族谱往往给祖先加官进爵，虚构荣衔。选用资料的，必须实事求是认真查核，否则将成为无中生有的笑话。定稿后，有学者在《羊城今古》发表署名文章②，列举事实，指出崔与之为列之杰写的“行状”一文，实为伪造。这篇文章可为该族谱虚构列之杰荣衔的佐证。

三、如何对待有争议的重大问题？

增城始建县年代存有疑问，是旧县志遗留下来的问题。明代县志记载为后汉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建县，至清代乾隆开始，各届县志的按语均说：“旧志俱言县始于建安六年，不知何据？俟再考”。至今240多年，未有解决。本属修志，副主编王一洲进行考证，发现《后汉书郡国志》断限于永和五年，当时南海郡七县已有增城在内，故增城建县最迟应为永和五年（公元140年）。

然而县内有些领导人认为“建安六年说”已有几百年历史，1993年增城撤县建市时又作了大量宣传，为全县人民所接受，不要去改动了；要改也应以“建安六年说”为主，“永和五年说”为次。编辑部内亦出现较大分歧，有人认为县志是“官书”，领导说了算；有人则对新成果表示怀疑。面临如此重大压力，是坚持真理还是让研究成果付之乐流？

我们觉得，弄清建县年代，是一个学术问题，应以科学论证为依据，新的科研成果出现，应能为各界所接受。县领导亦表示要尊重科学。在广东省历史学会帮助下，省内多位专家教授参与研讨，著名学者曾昭璇教授指出；王一洲的考证，“解答了乾隆以来学者们的疑惑，是我省或我市修志工作一大功绩”③。暨南大学唐森、陈代光、中山大学司徒尚纪等有名望的历史、地理学教授亦相继写出论文，认为增城建县年代的上限尚未能确定，而建县的下限年代，则一致同意为后汉永和五年④。

同时我们亦查出“旧说”来源于《永乐大典》，该书卷11906记载有：“《南海志》：（增城）本汉番禺地，后汉建安六年置。故《后汉志》南海都下有增城县”。《永乐大典》是明朝皇帝颁发的典籍，其增城建置年代的说法是明代县志必须遵守的，故直至清代才有人敢于提出怀疑。《南海志》共有三本，均已佚（元大德残本，对此无记载），它说增城是“后汉建安六年置”，又把《后汉志》作为这种说法的凭籍，可是《后汉志》（按：即是《后汉书．郡国志》）是断限于永和五年，比建安六年早了61年，不仅不能为“建安六年之说”作证，反而说明《南海志》把增城建置年代弄错了。

经过反复协商，县领导最后同意按实记载，在省志办黄勋拔主任主持下定调：即旧志说法与今次考证的结论并存，这样才结束了长达三年的争论。我们不顾个人得失，坚持以科学性的原则去对待有争议的问题，在广东修志工作中，恐怕是罕见的。新近出版的大型工具书《广东省历史地图集》对后汉时期广东境内行政区划有：“至迟在永和五年（140年）南海郡增置增城县”的记述⑤。说明了我们的新成果已开始为学者们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