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建县年代与《后汉书 郡国志》断限问题

再看县一级的建置、更（改）名和归属情况。“新注”中，提及建置或更（改、复）名的共56个，其中最晚更名的是永和二年（公元137年）。“证发”中提及建置、更（改复）名的5个，其中年代最晚的是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以上政区建置及更改名的年代均在永和五年前，最晚的是在公元137年，政区的断限在户口、人口的断限之前，这是毫无疑问的。

“梁文”以郡国四“丹阳郡”条下有“建安十三年孙权分新都郡”为例提出存疑。这是错把刘昭的“新注”误解为原文。刘昭的“新注”“证发”和后人的“校勘记”所提及的政区建置年代，有一条鲜明的分水岭，那就是：永和五年前建置的都在105个郡国和1180个县级单位之列；凡永和五年后建置的，全都不在此例。

永和五年后新分出的郡有汉安郡、城阳郡、利城郡、昌虑郡、固陵郡、新城郡、新都郡、庐陵郡、鄱阳郡、永宁郡、汉宁郡、安阳郡、西城郡、上庸郡、南安郡、永阳郡、西郡、西海郡、新兴郡、高梁郡等21个郡；新分出的县级单位有新安、丰安、新吴、上蔡、永囗、南充国、豫章、新平等八个县。建置年代：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建安三年、六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等，均是刘昭的新注，与后汉志的断限无关。

（3）从全志地理位置的轴心来看

郡国一：“河南尹”开头注明“世祖都洛阳”。以下各郡均注明该郡离首都洛阳东、西、南、北的距离。献帝已迁都许县，如果该志断限于献帝，那么，其地理位置的轴心无疑应是许县而不会是洛阳。研究后汉志而忽略这一点是很遗憾的综上所述，后汉志断限于永和五年前已无可置疑。“梁文”又提及“交州”在建安八年前称“交趾”，因而认为后汉志应断限于建安年间，这一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班固的《汉书 地理志》巳称为“交州”。无须多说了。

三、增城始建县于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前，这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

既然研究增城建县年代的可靠历史文献是后汉志，而后汉志断限于永和五年又是明摆着的事实，而且白纸黑字把“增城”列入1180个县级单位之中，那么，增城建县于永和五年之前，这也就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了。这一点，已得到多位著名教授的赞同。

唐森教授指出“王文”的立论是可以成立的。曾昭璇教授还指出，王一洲推断增城县当建于永和五年之前，“很有见地。他把增城县的建置，由《南海志》说的‘建安六年’提前到永和五年以前，即把增城县的建置提前了61年，解决了乾隆以来学者们的疑虑。……不能不说是我粤或增城市修志工作的一大功绩。”司徒尚纪、黄启臣、陈代光等教授也发表了赞同的意见。

笔者认为，对一个县的建置年代的确定，主要应根据历史事实，而不应取决于历史习惯或宣传的情况，“建安六年”说尽管从《南海志》开始已沿用了700多年，但从乾隆志提出质疑开始也有了240年的历史。经过研究，根据确凿史料，把历史上的错误记载纠正过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正是尊重科学，尊重历史的表现，不会有什么负而影响。

这在全国的修志实践中已有先例可循。例如，河北枣强县，原称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建县，后经重新核对史实，证明刘邦年代已有枣强县，只是具体年代不详。但经论证，定为“西汉初年县已置”，纠正了原先的错误，恢复了历史的本来而目。枣强县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目前，增城建县于永和五年前的提法，完全符合史实，仅仅是具体年份不能确定。

在广东历史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教授就提出：可表述为“永和五年前已经建县”或“最迟在永和五年已经建县”等。至于具体年份，可让后人继续探讨，但永和五年前的年限已经无可置疑。其实，从后汉志看来，绝大部分的县也都没有具体建置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