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崔与之的历史业绩和对今人的启迪

二、影响及于当时与后世

据《宋史宰辅》载有“与之任参知政事，右丞相，兼枢密使”之职。又载：嘉熙三年（1239）六月，与之致仕，诏依前官（笔者按：实际上是与之并没有到职接任，但朝廷仍保留上述的显职给他），特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是年致仕后的十一月（一说十二月），与之以82高龄辞世。而据历代信史文献，与之力辞高官“八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亟相”，这是我国古代官员的政冶活动中绝无仅有的非常罕见现象。

和与之同代的南宋探花李昴英（广东番禺人）认为：“勤天使走半万里莫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屑者，高风亮节，可以兴起百世矣！”史实的佐证是：当时朝廷曾派钦差（即天使）由首都杭州专赴广州，历程5千里（即半万里），召他就任，但与之始终力辞不受。后来的明代大儒陈白沙先生，曾专门迎接与之画像张挂于家内日夕瞻仰，执弟子礼仪甚恭并撰文条祀。

同时又为此赋诗云：“万里归心长短赋，九天辞表十三陈。”明代另一学者黄佐以为：广东人大都是“素乐清旷而恬仕进”，（意即喜欢宁静清闲旷达而轻视功名利禄），这种现象都是和“清献（即与之）之流风所被”有失。清初学者、诗人、志士屈大均在文献类书《广东新语》高度评价之是“急流勇退之哲人。”

另一方面，我们辩证地观察到，与之并非是“为辞官而辞官”或是消极逃避现实的“观潮派”。他乃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无时或己的正人君子。后来的元代脱脱丞相等人修撰《宋史》时，不惜史乘文献的珍贵篇幅，推倒借墨如金的惯例，竟然以大段篇幅引述与之的一篇掷地有声的著名奏疏，题为《论人才用舍行政得失疏》.

内容如下：“与之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实而有才者上也，才虽不高而忠实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无越于此。盖忠实之才，谓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为无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向或差，名实无别，君子小人消长之势，基于此矣。陛下励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为迂阔，而疑其难以集事，以忠言为矫激，而疑其近于好名。任之不专，信之不笃。或谓世数将衰，则人才先已凋谢。

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继而去，天意固不可晓。至于敢谏之臣，忠于为国，言未脱口，斥逐随之，一去而不可复留。人才岂易得而轻弃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图方来，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补外者早与召还。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远正人，非厌恶忠言，一转移力耳。陛下收揽大权，悉归独断。

谓之独断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见，而后独断以行之。比闻独断以来，朝廷之事体愈轻，宰相进拟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与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独断，当以兼听为先，倘不兼听而断，其势必至于偏听，实为乱阶。威令员行于上，而权柄潜移于下矣。”

请看，这种犯颜直谏敢批“逆鳞”的勇气和胆识，较之明代的“海端骂皇帝”（嘉靖）还要早360多年！也可以这样认为，与之的直言极谏，不让唐代张九龄、北宋余靖（两者均是广东籍的朝廷大员）专美于前，且更有所发展。据史料，与之曾上疏共数万言之多，批评朝政。他在死后彼谥“清献”，按古代谥法的含义：“献”是贤良方正之义。

唐代大臣张九龄死后溢“文献”，与之与张九龄被后人美称为“岭南二献”，互相辉映。于此可以想见与之身后的哀荣及其知名度之高。遗憾者，后人治岭南人物史实者，每举张九龄而罕提崔与之，这种“历史的误会”是不公平的，今天应予消除，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评价。无论在南宋时期的“治世”或“乱世”，与之都是良史和能臣，也被史家尊称为理学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