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崔与之的历史业绩和对今人的启迪

四、与之在岭南文化的地位与影响

与之逝世于朝廷同意他解组致仕之当年，时为南宋嘉熙三年（1239）十一月（一说十二月），亨年82高龄。理宗为之罢朝辍乐减膳，遣官致祭，赐予“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累封南海郡开国公，赠少师，谥清献。”可谓极尽身后哀荣。与之经常引用五代刘皋的话作为座右铭：“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

与之逝世前书有绝笔：“东南民力竭矣，诸贤宽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以此为民请命。同时遗成后人“不得作佛事”。晚年在广州家居筑有“菊坡”自娱，寓意效法“黄花晚节”，后来理宗皇帝亲书大字“菊坡”赐其家居。同治年间，广东宫绅商民特取其名而建“菊坡精舍”，由著名学者陈澧任首届山长，作育人才不少。该地位于越秀山麓，即今之市二中校舍内。

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誉与之“高风全节，可以兴起百世”，对他作了高度评价。与之的墓葬位于增城云母里古华山狮子岭，至今基本完好。总的说来，与之的功业、操守、道德、文章等，堪称岭南地区历史人物中的一代完人。当然，他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但就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而言，他已经达到了那时的最高境界，是同时代人物当中的先行者，代表了当时岭南地区的精英文化。

这是我们广州人民的光荣和自豪。因为与之的原籍为广东增城县（今改增城市），过去属于广州府治，今天仍属广州市属的县级市。更有特殊意义的是，与之的晚年（从67岁起迄于82岁逝世止），历时十五六年都是在广州地区定居（含政事活动）。今广州市朝天路的崔府街，是一条将近800年历史的古老街道，便是因崔与之的住地在该处而得名。

清人伍崇曜在其整理出版的《岭南遗书》中，重印有《崔清献公集》，他写跋时引述陈遇夫的说法：“儒生而具拨乱济世之才者，于汉则卢尚书植，于唐则陆宣公贽，于宋则崔清献公。”伍氏对此更进一步发挥，三者“其事业之正大光明，亦足相伯仲。”按卢、陆两者分别为汉、唐时期之大吏重臣，以道德文章及直声振天下著称。

其共同特点是敢于极言直谏，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之在世时，任广西提点刑狱时期，在海南（当时属广西）推行变法，打击贪官和豪强，免除苛捐杂税等善举，除了获得口碑流传外，当时老百姓还将他的手迹编成《海上澄清录》和《岭南便民榜》。足见与之在当时的影响已不在卢、陆之下。连一向不随便称颂别人的南宋状元文天祥（民族英雄），也誉与之为“盛德清风，跨映一代”，可见一斑！

笔者以为，崔与之是岭南历史人物中，上承东汉杨孚、唐代张九龄、北宋余靖，下启晚清广东诸贤，如陈白沙、湛若水、柯维柏、袁崇焕、陈子壮、陈恭尹、张家玉、屈大均、陈澧、宋湘、朱次琦等。由于文献失传，我们迄今未发现崔的著述涉及理学领域的有那些内容，但史书尊称他为“理学名臣”，当是其来有自。笔者愚见是，当儒学发展至某一特定时期或某阶段时，程朱理学有所突破而开先河，与之以其勋业、学问、操守而获得此理学大师的殊荣，是不为无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