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增城围龙屋的嬗变 清代以来，增城客家围龙屋的半圆形后围龙形态发生着由半圆向直线形的转变，即由半圆形的围龙转变为直线形的枕杠。这一类型的围屋多是在清末民国时期所建，现存数量亦不多，在笔者十余次的实地踏勘近四十个村落中，仅发现有四座此种类型的围龙屋——中新镇合益村永福魏屋、派潭镇鹅兜村陈氏碧峰家塾、小楼镇正隆村黄屋和正果镇旧刘村大夫第。 这种形制的围屋在粤东兴梅地区也有多处实例，且建筑年代亦在清末民国年间，当地称之为“枕式围龙屋”。中新镇合益永福村魏屋建于清末民初年间。其整体格局为三堂两横前倒座后枕杠，但下堂简化为一走廊。两侧围屋最初各有一花厅，现在已封堵作为私人居住住房。整个围屋的出入口较多，除前部倒座有两个大门外，两侧横屋也有两个小巷与外面连通。 堂屋正立面和其他墙体1.2m以下使用青砖，而枕杠屋、横屋墙体等多使用土坯砖建造。派潭镇鹅兜村陈屋规模较大，总面阔75m，总进深42.5m，建筑占地面积近3000平方，现状保存较好，平面格局为上五下五三堂六横一枕杠，枕杠为二层楼屋。围屋灯芯冚的客家兄弟刘瑞堂来重建村场，次年重建时是以客家人的居住形式所建，即为现存旧刘村大夫第部分。 据旧刘村《刘氏族谱》记载，客家刘是从兴宁迁到博罗，后在清乾隆年间从博罗迁至增城灯芯冚再迁至正果镇旧刘村开基。旧刘村的大夫第建好之后，分一半给本地人居住，经抽签确实本地人住西厢，客家人占东厢，因本地刘姓与客家刘姓同一始祖，故在祠堂内共祭一个祖宗牌位③。“大夫第”整体格局为上五下五三堂四横一围龙。正门入口凹斗门形式。 正立面墙体下部为1.5m高夯土墙，上部以青砖砌筑，屋内上部墙体则用土坯砖砌筑。悬山屋顶，板瓦屋面，正脊以青砖排铺而成。与大夫第不同，旧刘村右侧的瑞堂家塾却完全以广府建筑形式建造（图22）。旧刘村作为一座广客杂居村落，其建筑体现了广客两种民系建筑文化的交融，其所具有的独特性颇具研究价值。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展开讨论。 在旧刘村的对面亦有一客家村落“横排里”，系旧刘村中刘姓客家人于外立面下部墙体采用三合土夯筑，上部采用青砖砌筑。根据大门门额题刻，此屋始建于民国四年（1915年），枕杠部分并非与前部堂屋同一时期兴建，据屋内彩画所题年份枕杠部分兴建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小楼镇正隆村黄屋，其屋现已无人居住，现存较残破. 尤其是后部枕杠屋和两侧横屋部分坍塌较严重，但仍能辨明其基本格局为三堂两横一枕杠。据其凹斗门处墙楣彩画所题时间此屋建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黄屋的左侧横屋山墙为镬耳墙形式，右侧横屋山墙镬耳墙已缺失。三处枕式围龙屋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一是建筑的正立面墙体上部都是使用青砖材料，而其他部分墙体，则下为三合土，上为土坯砖；二是在建筑装饰上体现出浓郁的广府民居风格，比如正脊形式，均采用广府民系建筑常见的龙船脊而非粤东客家地区常见的堆瓦正脊；三是其原围龙屋呈凸起状的花台处已转化为一平整地面。与前述三例枕式围龙屋不同，正果镇旧刘村大夫第的后围龙虽然为直线形，但其转角处却为圆弧状。 旧刘村是由刘姓本地人和刘姓客家人共同建造，是一个广客共居的一个村落，其形制较为特殊，由“大夫第”和“瑞堂书塾”两部分组成，左侧“大夫第”部分建于咸丰三年（1853年），右侧“瑞堂家塾”部分则建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村子座东北向西南，村后植有风水林，村前为月塘、禾坪，禾坪两侧各建一门楼，建筑占地面积5033平方。 旧刘村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原为增城麻车村在这里打长工的本地刘姓村民所住。咸丰二年（1852年）本地刘的房屋被洪水浸塌，就请正果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分出所建。横排里为增城地区所常见的客家堂横屋的形式，其整体格局为三堂八横格局，其中横屋有部分坍塌。 相较于旧刘村大夫第部分，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后围龙已不兴建，其二建筑装饰上广府风格更为突出。除在横屋山墙博风处、厅堂屋顶桁下墙楣处饰有黑地卷草纹饰外，屋脊的正脊和垂脊分别采用了龙船脊两侧加博古脊底形式和小式飞带形式，另外祠堂大门入口处前檐石柱础、次间檐枋虾公梁和前檐三步瓜柱梁架都是增城广府民居建筑中所常见形式。 4.结束语 从康熙年间的河大塘围龙屋、光布围龙屋到咸丰年间的旧刘村大夫第，再到清末民初的中新镇合益村永福魏屋、派潭镇鹅兜村陈屋、小楼镇正隆村黄屋等，传递出围龙屋的后围龙由圆转方的变化趋势，其中旧刘村大夫第正是这一变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刘姓客家人在光绪年间已不建后围龙的横排里以及客家堂横屋在增城地区广泛分布，可推定在增城地区还存在着后围龙逐渐消失的趋势。 这种消失包括两种方式，一是人为地将堂屋后的已有后围龙拆除；二是再建新围屋时，只建堂屋和横屋，而后围龙已不再建设。清代以来，尽管增城的客家围屋处于不断演进当中，但仍然恪守着以祠堂为中心，住宅环绕祠堂而建的传统模式。这种“中正无邪”的建筑布局，易于显出尊卑与和谐的秩序，位于中轴线上的主要构图因素，具有尊严的效果[5]。这一建筑形式的传承表现出客家人重本溯源，“慎终追远”的精神特质，也体现出客家强烈的族群认同心理和宗亲意识。 同时，增城地区客家围屋在清代发展流变过程中也在吸纳广府建筑文化中的精华，表现在一些原有客家围屋建筑所没有的，且表现力更强的广府建筑中的许多装饰手法和装饰题材，很快被吸收进来。客家人在初迁入增城时，经济实力有限，其所建围屋整体上较为朴素，较少装饰。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在后期所建的围屋中，其装饰的手法逐渐丰富起来。 首先从外立面来看：梅州客家传统民居的外立面的色彩以对比色为主，即黑瓦屋面和白色墙面的对比，有朴素大方的效果。而增城客家围屋其外立面墙体多采用青砖砌筑，这一变化反映出客家人审美观念的变化，是广府建筑文化影响下的结果。其次，增城客家围屋在屋面正脊、垂脊多采用广府民居常见的龙船脊以飞带式垂脊，还有部分围屋的横屋山墙采用了镬耳山墙的形式。 再次，增城客家围屋的入口处的变化也反映出广府建筑文化的影响，在那些大门是三开间的门廊式入口的围屋，其檐柱式及柱础形式多为广府地区流行的式样，其次间檐枋梁也采用“石虾弓梁”④形式。最后，便是围屋的墙楣彩描装饰。彩描装饰是增城客家围中最为常见的装饰手法，其装饰部位主要在厅堂顶桁下墙楣处横屋和山墙外博风处。 和本地广府民系民居建筑相同，在这些部位常饰以黑底白纹，异常醒目的卷草纹饰，这种纹饰是广府文化的海洋性特征的体现，图案以夔龙头为首，龙身却变为盘旋飘舞的水草纹饰。在珠三角广府地区，这类纹饰也是分布极为广泛[6]。当然，这种对广府建筑装饰手法和题材的接纳吸收，更多地表现为在承袭传统客家建筑文化之时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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