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居主流的海山客家人 海山党之首领郑景贵等人，在致给海峡殖民地总督之《郑亚贵等人的请愿书》里，说他们为此地及拉律之商人，在拉律械斗之前，他们乃在这里投下大笔资金开采锡矿。⑧然而，许武安在《华人陈述书》中却说，拉律的锡矿首由新宁人进行开采，但增城人亦在矿场中工作。⑨ 他们大相径庭的言谈，显示了其中一方在说谎。根据文献的记载，先发现吉辇包，然后才是新吉辇，而海山的增城客家人是最先到吉辇包开矿采锡的。至于新宁人，是继惠州人之后的1865年间方来到，“拉律的锡矿首由新宁人进行开采”之说，根本站不住脚。许武安乃潮州义兴党的首领，他掩饰事实，为友党的新宁人而说谎之举昭然若揭。 从田野调查的资料显示，同治年间（1862-1874）的古墓，以增城人最多，占61%。⑩在众多的地缘总墓中，也是增城人的最久，约成立于同治二年（1863）。⑪在在显示增城人在吉辇包与海山党内的领导地位。目前所发现的古墓全集中在海山党的吉辇包区，尤其该党的岭南庙冢（岭冢），更是太平第一冢。 至于都拜的广东义山与福建公冢，甘文丁（华社通称新港门）的广东义山与福建公冢，以及峇东的汉族义冢，尚未发现有同治古墓。这里面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其余各党各帮都不像海山党在经济方面的占优势。他们无法为同党立下石碑，或许只有木碑，年代一久也就腐朽掉了。 海山党占极大的优势，不仅其区内产锡多，党徒多，就是在华人苦力方面也比敌对党多。在《郑亚贵等人的请愿书》里就透露，增城（海山党）有一万两千名左右的党徒，新宁（义兴阵营）约有两千人。而《陈亚炎等人的请愿书》云，增城公司（海山党）有一万五千人，四邑公司（义兴阵营）人员不超过八千。⑫ 海山党有庞大的党员与苦力群众，除了大部分为增城与广州各县人外，也包括了敌对的惠州、新宁等广东其余各县人士，甚至是福建人等。为什么敌对党的人会在海山党的吉辇包居住与工作呢？要解开这个谜并不难。本党的工作量不多，聘的矿工当然少，既然敌党要请人，我也愿意，那就一拍即合。 所以，《华人甲比丹》一书记述在1865年6月间发生的第二次“拉律暴乱”时，提及有十家惠州人住在吉辇包的村中，当时一个惠州人与一个海山党徒在赌馆发生口角，后者痛打该名惠州人后，还宣称要杀死所有惠州人，那十家惠州人大感恐慌而逃命，不幸其中十四人被抓住，次日早晨拷打后，再以削尖的竹管刺入颈项，流出的鲜血从另一端滴下以涂染海山党的旗帜。 上述的记载，显示了惠州人曾在海山党的吉辇包区工作与居住。在1865年时，义兴党的惠州人战败，领袖苏亚松遇害，惠州人便逐渐离开太平，改由新宁人顶替。新宁人与海山党人于1872年2月至1874年1月间，爆发了第三次“拉律暴乱”。在这之前，新宁人曾在海山党的地区工作吗？答案是肯定的。我的田野资料中，就有一个叫黄林添的宁阳（新宁）人，故于同治八年（1869），茔墓在海山区内的岭冢。⑬ 住于敌对党区的惠州与新宁等人（他们或许保留党籍，或许已加入海山党），当两党在械斗时，他们这些夹心人，无论参或不参与，均得支持海山党，这是理所当然的生存之道。换句话说，即使海山或建德堂之人居于敌对的义兴区，他们同样应当如此。文献上几乎没有提及拓荒期的福建籍移民。我相信当时已有福建人移居太平，人数方面肯定较广东帮少得很多。 田野调查显示，福建人聚居于古打（kota）区，在这里，闽帮于1885年创建了凤山寺（闽中古庙），闽帮的先天斋教徒更早在1883年，便创办大善佛堂。除了古打区，一小部分的福建人也到吉辇包的海山党当矿工。福建人的会党建德堂与海山党是忠实盟友，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在海山党区工作的因素。吉辇包是太平首个开发的地区，这里有座“太平第一冢”的岭南庙家。因此，我对此地区进行了抽样式的古墓调查。文献上没告诉我们，但古墓调查却让我们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就在本区活动了。下列表2，即是所发现广东部分县份最早之墓： 表2 籍贯 墓主 年份 1. 增城 宋亚箱 咸丰十一年 （1861） 2. 嘉应（？） 宋亚伍 咸丰十一年 （1861） 3. 番禺 李亚宽 同治三年 （1864） 4. 东莞 陈亚四 同治七年 （1868） 5. 宁阳 黄林添 同治八年 （1869） 6. 从化 吴社成 同治八年 （1869） 7. 鹤山 温亚松 同治十年 （1871） 8. 海南 石亚清 同治十年 （1871） 9. 南海 杨柏札 光绪六年 （1880） 10. 揭阳 曾业锡 光绪八年 （1882） 11. 清远 郭添贵（合葬） 光绪九年 （1883） 12.郭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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