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华人籍贯的大转变 前面有述，1865年间，惠州人战败后就大部分往南方的雪兰莪移民。《邦咯协约》签署后，两党各自回到自己的矿区。可是义兴党的甘文丁（新吉辇）矿场藏锡量，并不如海山党在太平及吉辇包一带的富饶。于是义兴党的新宁人企图夺取这些矿区。1879年10月，他们再度举事，引起太平暴动事件，但遭到霹雳武装警察长霍尔卡氏的下令发炮镇压，粉碎了他们的企图。自1880年以后，太平的华人矿区，大部分操在海山党的手中，义兴阵营的人开始南迁至近打与雪兰莪二地。⑭自他们走后，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槟城的福建人。 然而，近打区的产锡量逐步超越太平，使到海山党人也心动，他们后来放弃太平，纷纷转到近打区发展。太平也慢慢转型，从一个广东人为主的城市，演变成以福建人为主。广东各籍贯人士中，唯有潮州人不外移，他们几乎与福建人在同一个时候来到太平，聚居于沿海渔村。义兴阵营的新宁与惠州人在峇东创建了绥靖伯庙与苏蓝卓庙，当他们南移后，此二庙就由潮州人掌管。 潮州人不外移，反倒与福建人生活在一起， 除了是职业的原因，也因为同是操闽南语系。且在风俗习惯方面大家都很接近。潮州人以潮阳、普宁、揭阳三县居多，福建人以泉州的南安、同安、晋江为多，接着是漳州的海澄等县，其余的安溪、惠安、及永春等略少。本市虽以泉州人居多，但闽南语却是漳州音，乃源自槟城之故。 5. 结束语 总括起来说，太平的开辟，应归功与广东人，尤其是最先来到太平的增城等海山党。他们在领袖郑景贵等人的号召下，大量移民而来，方使到这里的发展欣欣向荣，一日千里。虽然三次的“拉律暴乱”使到发展受到破坏及倒退很多，但很快的，他们又把太平建设起来。《马来亚华侨史》就说，华人矿工的数目，有可能已从1877年的约九千名增加到1882年的五万名，尤其在霹雳械斗后的年代中，有大批华人涌到这里。 随着广东省人的南移，太平也跟着变化，成为福建人为多的城市。一个微妙的课题值得关注，那就是会党也产生不同的衍变。海山党、义山党、和合社及可能由福建人从槟城引进的建德堂，到了今天，只剩下义兴党，其余皆消失了。其实它们都属洪门天地会，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下，全统一在义兴党下，也是当然之事。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权力庞大的海山党呢？颇微妙且耐人寻味的问题，尚待进一步考证。 华人蜂拥而至太平，他们带来了会党，最先成立组织的也是会党，会党文化就是当时华人文化的核心。鉴于会党危害治安及对社会的破坏性极强，海峡殖民地政府于1890年正式取缔它，但这并不能摧毁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会党，它们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生存下去。20世纪初叶，一个由香港传播本地的会党——华记，在太平冒现，使到会党一分为二，与义兴洪门天地会争天下。华记也是由洪门天地会分化出来的。却与后者的关系不佳，义兴党徒包括各籍贯的华人，但以闽潮人为多，华记的党徒大部分是粤籍。 会党造成华社产生严重分裂与内斗，除了目前棘手的洪门（义兴）与华记不和外，在太平粤帮社会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历史上义兴与海山的不和所遗下的分裂痼疾，使到今日甘文丁（新吉辇）的粤帮粤东古庙与广东义山，是属当地粤帮人士掌管，而非太平的广东会馆。我们如果再看一看，甘文丁的闽帮福德祠与福建公冢，完全归属太平的福建会馆管辖，那就会豁然开朗，彻底明白这是历史沉痾使然。这种沉痾是否值得我们关注与解决？ 6.注释 ① 维多•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成：光华日报，1950）指出，1825年，槟城即发现了海山党的设立，初期会员以粤籍占优势，1845年至1860年之间，因客籍会员的大幅增加，而变成客家人支配的会党。（页107、108）该书也对海山5个县份的记录有些不同，即为“中山、番禹、顺德、南海与东莞”。（页72）本文的5县名称乃根据张清江译，黄存燊著《华人甲必丹》（新加坡：国家语文局，1965）一书所载，除了易中山为增城外，余4县一样。（页106）。 ② so ah chiang 的中文名字，一般被译为苏亚昌。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为苏亚松，被土酋于1865年6月间处死后，当地人民立庙奉祀他，尊为“苏蓝卓公”（拿督公）。马来同胞则尊为“panglima ah chong”。参见拙文载《愿景》文化季刊第8期，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2001年4月，页51-53。 ③ 陈剑虹：载《星槟日报•新年特刊》1982年1月1日，版25。 ④ 同注③。 ⑤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页76。 ⑥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附录k》页110-112。 ⑦ 同注③以及張少寬著《槟榔屿华人史话》（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9月初版）页239。 ⑧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附录h》页105-106。 ⑨ 同注⑥。 ⑩ 目前所发现的各县份同治古墓，计为增城11个、从化2个、鹤山1个、番禹1个、东莞1个、宁阳（台山）1个及海南1个。 ⑪ 增城总墓在岭南庙冢。碑曰“增龙两邑总坟”，此碑立于1923年重修之时，旧的已换掉丢弃。不过，其“增龙两邑后土”却是原碑，重修时幸亏没换掉，此碑有上下款，但严重风化字迹模糊难辨。上款为“同治□年□月□日吉旦”下款为“把兄观贵、亚带、亚记等立。”我在附近发现一位增城人李金福之墓，上款是“同治二年十一月吉日重修”，下款也是“祀弟观贵、阿带、阿记等立”。 唯一不同的是“把兄”与“祀弟”。在后土碑上自称把兄，倒是怪怪的，显然会党的色彩颇重。观贵姓李，他与郑景贵、刘三和、郭亚胜等在会党与经济权益上都和建德堂及漳泉商人们有所挂钩。（见陈剑虹：）至于亚带与亚记，可能就是在上签名的请愿人之二：叶亚带、李亚记。（见《华人甲必丹》页106）。 我判断增龙总坟建立于同治二年（1863）。论证是观贵三人受委建立总坟，完成后，发现附近的李金福墓欠修（或许无碑或为木碑），基于同乡又宗亲又同党又同事等感情，于是在同治二年十一月（1863/64）重修其墓立上碑石。不过，这尚待进一步发掘更多的资料来考证。 ⑫ 见张清江译，黄存燊著《华人甲必丹•附录j》页107-109。 ⑬ 黄林添之墓在吉辇包区的岭南庙冢里，碑曰：宁 同治八年七月吉旦清故林添黄公……邑 梁石生立 ⑭ 维多•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页77-78。 |
广州市增城区香蕉产量的气象预报模型 为乡
试探广州市增城区文物保护工作的现状和对策
广州市增城区41个气象观测站2011—2021年强
从深山非遗到网红打卡地 增城区派潭镇背阴
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五一"首日迎客6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