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碑就是今收藏在凤凰山公园凤凰亭下的《题崔清献公<言行录>》碑，以此希望崔清献祠不被后人因岁月日久而遗忘湮废。最后，湛若水还是担心后人不懂得尊崇崔与之的优秀品质、品格而造成他购置的田地转卖变更，于是写下《新置崔清献菊坡先生祠田记》，且刻碑立石。碑文如下： 《新置崔清献菊坡先生祠田记》[18]：惟宋右相清献公菊坡崔先生，备具人理，曲有众善，曰德、曰义、曰能、曰诚、曰智、曰节、曰勇。是故完养天性，克而有光，非德乎！辞受进退，以宜以决，非义乎！镇蜀而人是绥，抚广而难乃弭，非能乎！一言退贼，非诚乎！宋道日弛，知不可为，见几而作，非智乎！力辞相位，厥志不回，非节乎！七札方殷，急流而退，辞表十三，果毅不疑，非勇乎！惟公道具天民，为人先觉，在天下为天下师，在后世为百世师，在一乡为乡党师，所谓乡先生可祭於社者欤！ 公吾党人也，故居而得环城山水之胜，开“借光”门，以时登眺。每谒祠而悲之，遂出私钱买田十二塍，岁在增城凤凰山阳，遗址半为城隍庙。弘治间，有司於庙后建祠，塑公像貌，庙门有序，菊坡有亭，岁久就荒，而香火不嗣。夫城隍即古社也，声钟考鼓，有祈有奠，而吾乡先生者独荒落寥寂於其傍，非吾人之羞欤？若水奉使安南，卜居驻节於栖凤窝，为祠右邻。爱兹山中居入租二十石，择谨厚者为庙祝，常住以奉香火。时方治装北行，遂告诸邑主，简俾乡宾尹凤，新其祠宇，又有以守之，庶几不废乎！惧后之人不知尊乡先生之道，而祠田或替也，乃为记。大明正德八年癸酉冬十月十二日立。 正德九年（1514）秋七月林钺、甘镛等人校勘《崔清献公言行录》，并把湛若水《新置崔清献菊坡先生祠田记》一文辑录其中，以让天下人清晰知道：崔与之是增城人，崔与之的故居在凤凰山南面的历史事实。正德十年（1515）十二月崔清献祠重修完毕，知县林钺等人依照湛若水的要求将宋端仪所撰写《题崔清献公<言行录>》一文刻碑立石。正德十一年（1516）二月林钺主持《崔清献公言行录》的刊刻，而此版刻本是自元代《崔清献公言行录》刻本以来最为完整的本子，并为以后各种版本奠定了基础。 正德十一年九月初一，在崔清献祠发生了《新置崔清献菊坡先生祠田记》碑被毁的事件。当时已迁居到番禺三山（即广州城南桂华堡）的崔与之后人激裂反对湛若水置田，当中有人对湛若水出言不逊：“我没有祀田，难道用得着你的田了吗？你大张旗鼓的买田祭祀，就证明我没有祀田呗！你这是暗地里向着坑贝（指增城本土区域崔与之明代后人一支，由崔与之第六代孙崔伯錂于宣德七年（1432）从新会县仙洞村回迁增城县绥福都坑贝义田庄所开居。）实际上是以此宣扬激励你自己罢了！”并且要求湛若水把碑石放倒，撤去先前购置供养庙祝的供田。 很显然，毁碑是后期从增城迁居到番禺三山的崔与之后人所为。湛若水逼于无奈，于是放倒被毁的《新置崔清献菊坡先生祠田记》碑，同时退去了供养庙祝的田地。到了九月二十八日，湛若水再也按捺不住悲痛的心情，把毁碑的事情经过在崔清献祠向崔与之灵上告。毁碑事件的发生实在让湛若水深感悲伤无奈！ 他由此认为：事情于事理合适，但对于当时现实中却不见得合适。对于持心端正的人认为是合符道义的事情，而对通常的人就并不全见得得到认可。神灵（意指崔与之）所乐见的，有人却认为只是他在宣扬激励自己，这是怎样一番用心呢？湛若水为此唏嘘苦感无奈悲伤痛哭！其告文如下： 《告崔菊坡先生毁碑文》[19]：正德十一年(1516年)，岁次丙子，九月己卯朔，越二十八日丙午，后学居忧编修湛若水，敬托友人乡宾尹凤，谨以牲醴，敢昭告於清献公菊坡崔先生之灵。其辞曰：呜呼！奈何！事有在理所宜然，而时或有不可；在君子以为义，人或不见是；神或歆之，而有或以为厉者，亦独何心哉？亦独何为哉？使予歔欷而流涕！若公之避相，若将浼诸其身，匪直以其时耳，抑亦以非其君。若公具有七善，百世方以为师，况予之居，实迩公祠，悲香火之荒落。置田以为主持，而考德在碑。 惟乃孙子三山诟予：“予无祀田，用尔田欤？尔之置田，证无祀田矣。”阴佑坑贝以为厉己矣，此非所谓神或歆而宜义，时或不可，人不见是者耶？出不逊言，要予仆碑去田，予惟畏祸，其敢不然！仆碑去田免祸，予心也；其负於护公香火之初心，非予心也。予将舍宅以为书院，以惠后人，敢归其田以为晨昏。呜呼！皇穹在上，四方在下，公如左右，听予矢者。呜呼！悲其奈何！尚飨。 湛若水重修崔清献祠的意义 此外，毁碑事件最终直接促成了增城明诚书院的建立，推其目的之一是意在引导后人瞻仰祭拜崔与之。而明诚书院是目前据史籍可考湛若水所建立的第一间书院，其遗址在今凤凰山公园西侧增城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内前舞台广场。首先，将崔与之本籍增城在明代官方正史嘉靖三十九年《广东通志》中进行了历史性的确立。 从上文可知，湛若水重修崔清献祠前后包含一系列的活动和举措，当中最为重要一点是对崔与之本籍增城在明代正史《广东通志》中的确立。《宋史》卷406卷《崔与之传》载“崔与之，字正子，广州人”。没有具体明确记载崔与之是增城人。明代番禺、增城县两县史官对崔与之的本籍争议，事实上源自番禺史官对正史《宋史》卷406卷《崔与之传》中“赞论”载：“唐张九龄、姜公辅、宋余靖，皆出于岭峤之南，而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尝择地而生贤哉？先王立贤无方，盖为是也。番禺崔与之晚出，屹然大臣风，卒与三子者并驾齐驱。”[20]中“番禺崔与之晚出”的错误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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