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后，宋振强的工资被冻结，家人的生活一下子拮据起来，而几个小孩的工作、生活也因为有一个走资派父亲而越发不顺。“我母亲经常偷偷对我们几兄妹说，‘你爸爸不是叛徒，不是走资派，你们要相信你们的爸爸，相信毛主席。”所以，尽管宋育基五兄妹时常面临政治审查，甚至要在父亲和未来之间做出选择，但五兄妹在母亲的警示下，抱定信念，坚定地和父亲站在一边。 1971年，宋振强人生真正的春天终于来了：在这一年，宋振强连同其他几位在当时相当有名望、得人心的领导干部一起被平反。而经过这两次政治风波，宋振强在以后的仕途上越发顺畅，1979年，他升任增城县副县长，并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90年，超龄退休。 “做了那么久干部，最难忘是做审判员” 回忆起坎坷的仕途，宋振强对当审判员的经历记忆尤为深刻。宋振强在审判员的职位上任职两年半，两年半的时间内，他处理过一个死刑犯。对方是解放前增城当地的恶霸，祸害了不少当地的贫苦人民，在文革时期，该恶霸被揪了出来，交给政府审判。这是宋振强担任审判员期间下达的唯一一个死刑命令。 “那是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案子最多的就是政治案件，在我手上处理了很多土匪、恶霸，一般找到罪证之后，就可以定罪，判刑期。而这个量刑的标准，则不统一。虽然我当时手上的权利很大，但没有人敢贿赂我，甚至替犯人求情，越是有钱的人越是像惊弓之鸟。”宋振强告诉记者。 在宋育基的脑海中，就有三件案子在当时颇为轰动：一件是1970年，三江小学一位校长因收听台湾广播，主动给台湾当局写信，后来被告发，该校长以**罪被枪毙。另一件是小楼江坳村某学校的教导主任因长期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每月领取国民党的“活动费”，被发现后判处15年刑期。 最后一件是在80年代，那时国民党反攻大陆叫嚣得很厉害，沙埔镇有一户村民因应聘了国民党某交通站站长，经过宋育基两年的秘密追踪和调查，最后才将其罪证落实，成功抓获。“政治案件有保密范畴，有自己的保密底线，这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决定的。经济案件比较少，即便有一般也以偷稻谷、番薯等农作物为主，刑期也较短。 最严重的经济罪就是偷耕牛了，一旦抓到，随便都是七八年以上的刑期。因为偷耕牛和偷别的农作物不同，它不仅是犯了偷窃罪，还犯了破换生产工具罪，两罪并罚。”宋育基很小便看着父亲与各类法律案件打交道，对当时这些罪名他也不甚理解，也不明白量刑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宋振强仅做了两年半的审判员就升职为新塘、福和、中新三镇的巡回法庭庭长，负责审查三地法律工作，而不再处理具体的量刑工作。 一片冰心在玉壶，晚年安详即好 如今宋振强最小的儿子宋育廉已经52岁，年纪大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深圳，一个在惠州，宋育基是第三个儿子，唯一的女儿早年因病离世。宋育廉和宋育基几乎每天都会到碧桂园探望两位老人，有儿子的陪伴，两位老人总显得特别兴奋。2013年，陈志强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心脏病和脚痛不时折磨年迈的老人; 已入耄耋之年的二老，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挽着手在碧桂园里散步了。如今，在宋振强的家中，满室书画幽香，古朴典雅的中式家装风格，更流露着二老历经人生起落后的平静，宁和。“俱往矣，没有什么比一家和睦，儿孙孝顺更值得珍惜的了。”采访结束，宋振强凝视着窗外的斜阳，发出长长的感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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