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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城新塘大敦村暴乱"的报导为例 看地方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解读(上)

16-2-15 07:07| 发布者: lujunfei| 查看: 15827| 评论: 0|来自: 《新闻学研究》第120期

摘要: 2011年6月10日晚,来自四川的打工者唐学才和怀孕8个月的妻子王联梅在广州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路边摆摊时,该村治保队工作人员动手殴打孕妇并与围观者发生冲突,有民众在接下来的两天内到治保队大楼和派出所滋事,打砸 ...


《东方早报》对广州增城事件的通讯报导分析(略)

《东方早报》关于“611增城事件”的深度报导〈广州增城打砸烧事件调查:棍棒下20年的积怨〉较为详细地描述了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也未回避治保队的暴力执法,表明其行为并非像通报所说的“劝离”,而是据目击者说法以收罚款为目的。警方也非像通报所说的文明执法,而是动用催泪弹等武器,且治保队平时就常暴力执法,人数少权力大,且经常罚款、打人,身兼城管、交警角色却没有任何授权。

深度报导对这一编制外治安力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重点探讨应该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管理,将受众关注点引到对社会管理方桉的探讨。另外,对地方政府一方面以本地户口为奖励而鼓励外来工检举打砸抢烧的线索这一举措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举措本来就是强调本地人与外来工差别的行为,可能引起新的矛盾。

深度报导也呈现了引发冲突的另一方主体,即生活在增城的农民工生活状态。外来工在大敦村主要从事牛仔裤生意,每天工作辛苦且收入低微,得不到与当地居民相当的生活保障、社会福利。这篇报导剖析了他们心态压抑、苦闷烦躁的原因,也分析艰难生活状态导致的消极心理状态可能再度引发社会矛盾;

并在此基础上表明外来农民工福利、待遇、生活状况需要改善的必要性。由此可见,这篇深度报导虽然质疑编制外治安力量的合法性但未深究,而是通过分析事件的农民工生活状况和政府管理措施之不合理,以便将受众关注点转移到如何改善农民工生活水准、政府应该如何改进社会管理方桉和理念。

《东方早报》对广州增城事件的深度调查分析(略)


除了深度报导外,《东方早报》亦对事件进行评论,但未涉及治保队这个群体,而是着重分析社会矛盾的原因,认为外来工的社会矛盾主要原因为社会资源配置不平均,需要改善外来工的处境,从制度、福利上让他们享受到与本地人同等待遇才能避免社会矛盾。当前述《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家地方媒体对“增城事件”的报导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讯体裁,《东方早报》的报导形式则较丰富,包括通讯报导、深度调查和评论报导。

《东方早报》的通讯报导中,较为具体地描绘广州当地警方处理群体事件时的形象,摒弃“依法执勤”、“维持秩序”等官话套话,面对滋事群众时手持盾牌、头戴钢盔、装备很“职业”但依旧有警察被石块击中并有落单警察被群殴,可想而知现场秩序是多麽溷乱。而警方也不像广州当地媒体呈现的那麽干练,在平息事件过程中比较艰难甚至有些狼狈。相较之下《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的报导倾向澹化甚至掩饰警民冲突,而《东方早报》则客观地呈现出警民间之对立场景。

《东方早报》对事件的深度调查呈现了治保队暴力执法的具体情况,其队员被呈现在增城外来工眼中是“一群挥舞棍棒的土匪”形象,而警方则动用催泪弹、滋事者的情绪高涨,“冲进去砸,外面的人一边鼓掌一边高喊『砸得好』”的写法几乎将这场群体事件报导为暴力的狂欢。

深度调查中也呈现事发地居民对事件的看法,很多受访人表示对政府公开资讯存疑。与广州当地媒体的报导相比,《东方早报》的报导对孕妇及其丈夫、治保队、滋事群众、警方、政府、当地民众都有呈现。然而《东方早报》的深度调查和新闻评论并未批评“治保队”这一编制外治安力量的背后体制问题;

而是透过呈现外来工的艰辛生活而将受众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提升外来工的生活水准、公共服务以降低社会矛盾,并将事件的原因解读为外来工长期工作辛苦,却得不到与本地居民平等的待遇与福利保障进而造成心理压抑和苦闷,将治保队的暴力执法解读为触发因素,从而澹化社会管理体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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