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策要因地制宜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乡村振兴列为国家战略。您如何理解“乡村振兴”,在您心目中,美丽乡村的图景应该是怎样的? ●冼润霞:“乡村振兴”说起来只有四个字,但以我们长期在农村工作的经历来理解,实际做起来涵盖的内容有很多。首先是地方乡镇的文化风俗要得到保留和传承。第二,农村的规划要跟得上地方日后长期的整体发展。第三,农业的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第四,现在留守农村的老人不在少数,因此农村居家养老的配套设施要尽快到位,包括养老的场所,村民的社保、医保,以及基础医疗。第五是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完善,包括党建、村建、环境治理,等等。 这些内容每一块做起来都要仔细规划,需要长时间推进落实,很不简单。举个例子,以前的村道只有2.5米宽,后来拓宽到4米,但你看看现在村民的生活水平,多少户人家已经有小轿车了,可路还是那么窄,明显跟不上发展需要了。而且,“乡村振兴”表面上对每个村可能是一样的,但实际做起来,每个村都应该因地制宜,不可能一样。有的村可能更注重传承古老传统,比如杭州龙门古镇,有的村更适合建成风景文化村,或生态养老村,或旅游特色村,或创新创业村……总之,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元素和长处,应该自然而然地利用起来,做到“一村一策”。 我特别不认同把乡村打造成充满商业气息,城不城、村不村的样子。现在很多城市人厌倦了城市生活,偶尔想要回到乡村,喜欢“纯农村”的感觉,呼吁保留农村原貌。其实保留“纯农村”是好的,但前提是,农村在生活水平和基础设施上不能和城市有太大差距,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很多村民是乐见其成的。 乡村振兴需要长远的布局和周全的谋划,并不是政策下来,短时间内就能见到成效的,其实不只是乡村,在镇、区和市的层面也是这样。最重要的是,负责推进落实乡村振兴的人,对乡村必须要有一种情怀,要发自内心地想要改变一些落后的面貌,而不是为了应付工作任务和搞好政绩。 ★记者:说到乡村振兴,最近几年村民比较关心的议题有哪些? ●冼润霞:土地使用问题是农民当下最关注的议题。现在还留在农村耕地的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村民居多,最老的有七八十岁。再过10年,如果耕地还没有得到集体安排或开发,可以想见,会有越来越多的耕地被闲置,很多农民对此感到忧虑。另一方面,现在的农田虽然可以承包,但农村却没有足够的年轻人留下来耕种,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政府该如何引导农村承包流转大面积的农地,怎样实现整体发展。 比如,此前沙头村就引进了一个企业运作的蔬菜基地,把村里两千亩的土地给了这个基地去耕作,一来解决了土地使用问题,村民可以收租,二来还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一些妇孺劳动力也可以在基地找到工作。农村土地和农业生产未来如果不走向现代化和规模化,是很难持久的,哪怕想把农地建成农家乐或家庭农场,也应该按照企业化模式来运作。 广东粤西地区其实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但由于人力资源不足和商品流通渠道有限,所以土地使用率不高,珠三角的情况相对好很多,土地基本上全年都在使用。其次是环境治理问题。改革开放40年,珠三角很多地方都曾有小工厂、小作坊,随着经济发展,它们如今已经陆续迁移了,而一些偏僻的农村就成了工业垃圾或污染的去处。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迫在眉睫,需要下决心去整治。 第三是基层治理问题。农村一直实行村民自治,直接选举,村里比较大的事务一般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一年下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次数其实并不算多。 基层治理讲求民主法治 ★记者:您曾任职的下围村曾是“问题村”,但经过建设,现已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典范,无论是村内的民主法治建设还是农民的参政议政意识和素质,都有了长足进步,这是怎么做到的? ●冼润霞: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标志着中国乡村走进了直选时代,而下围村几乎是最后一条把直选付诸实践的村。此前,下围村一直是“问题村”,村民上访不断,村干部不团结,村内财务不公开,村内家族帮派政治严重,等等,连央视《新闻调查》都曾报道过。 从1990年代到2013年前后,下围村内乱了20多年,村民身心俱疲,渴望改变。终于在2014年换届时碰到了机遇,新的村委会主任郭庆东上任。他是本地人,年轻时到东莞闯荡,回下围村参选时,生意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原本是没有回去蹚浑水的必要的,但抱着改变村貌的心态,决定回去一试。另一方面,当时增城市政府和石滩镇政府都非常支持。 新建起村委会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立村民议事大厅,定下议事规则,并逐渐完善。这套制度需要“硬件”和“软件”的配合。2014年起我到下围村工作,印象比较深的是,村委会招募村籍大学生,请他们利用假期时间帮忙组建“硬件”,比如组建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平台日后用于直播每一次议事大会。 另一方面,村委会继续完善“软件”,也就是议事规则,紧紧围绕一个核心,即“三个防止”:防止村书记、主任取代村两委,防止村两委取代村民代表大会,防止村民名义上有权、实质上无权。村民议事大会其实从村民自治制度建立开始就有了,但实际运作时,很多情况下都是村委直接拍板就算了,即便召开议事大会,也是走过场,流于形式。 在村民议事大厅的运作中,流程也制定得越来越精细,分工越来越明确。比如,要召开一次会议,首先会征集议题,至少提前三天通过微信公众号、村广播、公告栏等渠道向全体村民公示,然后才正式召开会议,基本每月召开一次,这个频率算很高的。整个会议过程都会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向全村直播。 这一整套议事规则的特点在于抓住了民主和法治,每件村务都尽可能争取到更多村民的认可。以前村务决策缺乏这套规则,村里开了会,会议成果的公布也不规范,以讹传讹,最后造成误会。比如下围村要建清水湖公园,最大的难题就是部分村民乱搭乱建,违规占地。那些地本来就属于村集体,村里不可能赔款征收原本就违规的占地。这个问题最终通过村民议事大厅解决,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无偿收回这些土地,限定当事人在一定时间内归还,否则将由村集体处理。 在全村两千多人的监督下,违规占用的土地最后顺利归还给村集体。下围村很多类似的物业遗留问题都通过这个途径解决了,成效非常显著。通过这样的基层治理模式,村民更加关心和投入村务,相应地,大家也共同从中获益。这套议事规则建立前,2013年下围村的集体年收入大概是390万元,到了2017年底已经超过2000万元,这些收入又会用于提高村民福利,比如用于发放老人每月的“生果金”或组织节庆活动等。 （全文完）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2023年广州乡村美食汇暨增城区粤菜师傅职业
广州市增城区在2023中国海外人才交流会上 
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村晚第11场 牛牯嶂下亚
增城区仙村大道上跨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