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时，原有的基于本地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系显然无法满足大量涌入的外来工需求。新塘镇教科文卫办主任冯玉书坦言，外来工下班和休息时间确实没什么娱乐活动，他们舍不得花钱到市场购买，政府也没提供优质廉价的社会服务，如运动场所和设施、图书馆、电影院等。在乏味、单调、重复的生活中，一旦遇上纠纷和事故，“兴奋”“好玩”“发泄”容易成为许多年轻外来工的群体心态。 新塘表面的繁荣背后亦有深层隐忧。在当地投资的广东四川商会纺织服装分会副会长张牧笛说，当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模式已难维持，政府正在强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不少服装厂因为更严格的环保要求和产业政策导向，已走下坡路。加之国际市场影响，新塘企业今年突出地表现为开工不足。 显然，企业主和工人对正在发生的产业转型还没有做好准备。当地一位服装厂老板吴毅雄说：“我做了27年服装，不少工人也做了十几二十年，一下子转型也不知道做什么。”企业开工不足已让工人们隐隐担心：未来会不会发生工厂倒闭和失业？“世界牛仔裤之都”将何去何从？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梦琴认为，贫富差距、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困惑引发了外来人员的焦虑。偶然的不公平事件很容易诱发他们不满情绪的释放。 消除排斥促进融合 广州市总工会一项调查显示，占外来工主体的“80后”“90后”外来工与他们的上一代相比，乡土观念淡薄。大约三成左右从小就和父母一起在城市里长大，有的老家已经没有土地，他们基本不懂农业。“我想在城市里扎下根来，但这很难，而回到农村也不可能。”两年前自四川开江县农村到新塘打工的18岁女孩童梦诗说，“我们没有根，没有计划，没有方向。” 引人注目的是，怀揣着融入城市的强烈梦想，中国新一代农民工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更强。广州市总工会的调查显示，4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同工不同酬”是在工作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甚至超过了对工资（17%）和加班费（22%）的不满。有48%的人希望政府为自己“改善社会处境，提高社会地位”，27%希望参加“维权知识培训”。 中国正在重视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央提出“协调社会关系”，要求把“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作为重要内容，并注重“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被认为很有针对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避免城市化之痛，关键在于人口的城市化，即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矫正“就业在城镇，生活回农村”的“半城市化”现象，让那些已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工通过某些制度安排获得市民身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 一直横亘在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户籍藩篱”已开始松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限制，而大城市的户籍放开也在渐进式地进行。广东省在包括广州、深圳、东莞在内的21个城市推行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计划到2012年引导180万农民工变成市民。 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之一。她说：“对外来工而言，这不仅是户籍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能享受户口所包含的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如子女免费上学、就医、房屋居住、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目前，广东省已有10.4万名农民工通过积分累积入户城镇。然而，相对于2000多万外来人口来说，这一数字显然微不足道。 刘梦琴指出，中国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才刚破题。新一代外来工融入城市的梦想正在形成强大的冲击力，推动中国的城市化步入改革深水区。在陆学艺看来，2亿多离土又离乡的庞大农民工群体的存在，表明中国社会结构的演进严重滞后。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已到市场经济和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计划经济的色彩还比较浓。 “这种不适应、不协调，是许多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他说，“加快推进户籍改革，逐步把农民工这个群体变为城市居民，让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农民工制度最终走进历史，关系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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