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组织大家学习196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一封信。信中规定:“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信中特别号召“一切在厂矿中工作的革命干部，应该带头做好各项工作，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尽最大努力”. 并号召“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在工作中改造自己”，“将功补过”。接着大家一致赞成，将中共中央发的这封信，用大字报抄出，贴在工厂大门口，并发出通知：规定“全厂职工在三天之内，回厂上班”。并成立了以我为头的临时生产指挥班子。 三天之后，全厂职工除少数几个家在农村没有回厂外，其他都回到工厂上班。我召开群众大会作了动员报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信。号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做“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模范，并规定几条劳动纪律。工厂有了一点生机，也恢复了生产，但迟到早退、车间“金鱼”、“打嘴仗，磨牙咬”、“出工不出力”等现象比比皆是。 早在去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该通知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的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根据这一通知的精神，全国各地出现大联合的趋势。报纸、广播纷纷报道。我在机械厂也着手抓两派的联合。机械厂东风派是大派，占全厂人数的90%以上。只有少数的人参加了“红旗派”，在厂内势单力薄，不敢有什么大的动作，但与社会上的“红旗派”有联系，代表一方力量，“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也必须正确对待这个“少数派”。 机械厂的工人阶级不愧为领导阶级，工人也可算“老大哥”，最听毛主席的话。在进行两派大联合的谈判中，他们都认为，正如毛主席说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都表现出愿意大联合的主动性。经过几次协商，很快达成了两派联合的协议。 不久在成立厂工代会时，都照顾了“红旗派”的代表，占有一定的名额。接着我趁着好形势立即着手筹建厂革命委员会，抓领导干部的人选。原厂长李环缺乏干劲，群众意见大，并说“有历史问题没搞清”。支部书记陈连带人缘比较好，有能力，有威信，多数人拥护。只有原“红旗派”里少数人提出“陈可能是叛徒”，但又提不出材料证实，只凭陈1948年在宝安家乡参加我党领导的游击队而引出的大胆怀疑。 经过多方征求意见，最后，提出一个方案：陈连带为“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为主任，又选了一个劳动模范李永胜为副主任，两派各有代表参加“三结合”成为委员。我把这个方案名单带回支左办公室讨论，后经陈玉宝同意，批准定案。 厂成立革委会这天，全厂召开群众大会，大会之后，整队游_行，敲锣打鼓，放鞭炮，到支左办公室报喜。宣布增城县第一个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诞生了。厂革委会成立了，我支持新的领导班子大胆工作。首先把车间、班组各级领导健全起来，并以基层民兵为骨干，开展军事化的训练。 我把部队开展“四好运动”那一套，也搬到工厂来。在机械厂开展四好车间、班、组运动，并制定了评比条件。通过总结实行结果，发现效果不错，工厂面貌焕然一新。不久，陈玉宝召集支左人员开会，部署促进全县两派大联合筹建县工代会的工作。我奉命又回到支左办公室，接着，陈玉宝叫我去做“红旗派”的工作。 由于北方冷空气不断侵袭，天气显得特别的冻。有一天，我一个人来到增城汽车站。候车室空空荡荡，看不到几个旅客，来到办公室更是冷冷清清，只是停车场旁司机休息室有一堆人在烤火、喝茶、抽烟，谈天说地，满屋乌烟瘴气。我一进门，呛得我直咳嗽。我走进屋里，他们不理不睬，甚至有的人在一旁说风凉话：“是不是陈玉宝又要立新功啦！”“是不是又来抓**啦！”“我们在这里抓革命、促生产，绝不是搞**集会。不信，你坐下来听一听。” 我趁机就坐了下来。对他们的冷言冷语，也装聋当没听见。只是说：“想找你们商谈一下大联合的事。”这种场合七嘴八舌，很难谈正经事。我坐了一个多钟头，洗耳恭听他们的牢骚怪话。虽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也疏通了一点关系，缓解了一下紧张情绪。接着，我又连续去了几次，找到“红旗派”头头唐强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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