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接着，谢富治又发表讲话，提出要“砸烂公、检、法”。不久，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残害公检法人员的事情。这股风，到9月份刮到了增城。一些“造反派”开始夺公、检、法的权。陈玉宝从县武装部抽干部对公、检、法实行军管。 9月，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时，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要求红卫兵做自我批评，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听说，广州地区武斗升级，各个“造反派”纷纷到部队抢夺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虽然9月5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不准抢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但不起作用。 “造反派”根本不听这个命令。他们成群结队，驾着汽车，一批一批的连续冲击军队仓库。部队上级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好组织“人墙”来阻挡，不少战士遭到辱骂为“保皇军”，有的被打伤，也被抢走了部分武器。后来，部队只好把武器秘密转移去战备坑道，坑道口用砖、石封闭起来，真成了“刀枪入库”，解放军战士变成了“赤手空拳”的空手道。 如果这个时候，蒋介石来个突然袭击，不知道又是一个什么模样。这股抢枪风，也刮到增城。一日，我们支左办公室的同志正在县武装部的二楼会议室开会。听到楼下一阵汽车声，突然闯进来一群广州“红卫兵”，有男有女，个个穿着军装，年纪都不大，十五六岁。 看来是一群中学生，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木棍，好像也有拿着手枪的，是真是假，慌乱之中也分不清。他们一部分人把我们一个个分割开并看管着，一部分人满屋翻箱倒柜，搜索枪支、弹药。我看见这些学生个个神色慌张，有的女学生脸色铁青地显出一副恐惧的样子，但我还是赞赏她们的勇敢。 由于武装部事先已经把枪支弹药转移到别处隐藏，这次共抢走两挺没有子弹、卸掉撞针的重机枪，“红卫兵”把无法打响的“哑巴”重机枪，架在汽车头蓬上，威威风风地开车走了。临走时，还向空中放两枪，显示他们也有“真家伙”和“阿q式的胜利”。抢枪事件发生后，“革大总部”的一些“造反派”也跑来支左办公室质询“抢枪的问题”。 他们指责武装部蓄意支持“红旗派”抢枪。我向他们解释事件经过，并说明只是可以吓人的一堆“废铁”。增城“红旗派”的人，也来走访并声明，此次抢枪与他们无关。接着两派都在大街上贴出大字报——《走访支左办公室负责人万人杰》、《支左办公室负责人谈抢枪经过》。我哪是什么负责人，真是“抓大旗作虎皮”，各取所需，两派又斗了一番。 接着，一群增城中学“红旗派”的学生，与“革大总部”的小头目陈何敬在街上发生争执。先是动口不动手，后来互相推推攘攘，陈孤身一人，寡不敌众，就主动走了。下午，陈纠集了十几个“同党”到增城中学抓人，遭到“红旗派”的学生围攻，发生冲突，双方都有几人受了轻伤。 陈抓不到人，又挨了打，非常气恼，跑到“革大总部”找头头刘子文，要他下令攻打增城中学。刘比较冷静，不肯贸然行事。陈为人鲁莽，看见刘这种态度，气急败坏地跑去“革大总部”广播站自作主张地大声广播：“‘革大总部’的战士马上到增城中学广场集合，我们的战士正遭到‘红旗派’的殴打，快去解救他们。” 广播一出，惊动了全城，两派群众纷纷涌向广场，两派头头也被推到第一线。此时，陈玉宝和主要领导都去惠阳开会了。汪锒汉和我，还有十几个支左解放军战士，也赶来广场。只见广场上人头涌涌，挤得满满的，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我带着战士用力挤进人群，冲到增城中学教室楼附近。 学校大门紧闭，学生用砂包、课桌、木头顶住了大门。学生退守二楼，准备了大批的石块、铁条、木棍，把通向二楼的木楼梯也撤掉。看来，他们是蓄意制造摩擦，挑起武斗，争当革命左派，早就做好了武斗的准备。我想找两派头头，但不知道他们躲在什么地方，只见到陈何敬在“前线”指挥攻打。 他像一个发了狂的“疯子”，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叫他他也不应，只是一个劲地喊“冲”。“革大”一群人抬来两根大木头，吆喝着把大门撞开，又遭到学生的石头袭击，有一部分人攻到楼梯口，又被一顿棍棒打了下来。我立即叫几个战士守住楼梯口，隔断两派接触。又有几个不怕死的“革大造反派”，攀着排水渠管向上爬，又遭到一阵棍棒打下阵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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