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发表《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社论，号召中、小学革命师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我叫公社文教干事通知各公社、大队小学、中学和增江林业中学的老师开会，要求各个学校立即安排复课。不久，学校陆陆续续地开了学。 由于社论要求：“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课”，“应该用必要的时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科学常识”。各学校老师不知道怎么安排教学课程与内容，原来的语文、历史、地理的课本都不敢用，新的课本又没有，再加上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各个学校未能真正实现“复课闹革命”和“大联合”，各派组织反而在学校内打起“内战”来。 4月的一天，一群“造反派”涌入公社，要揪斗公社书记郭为民。说郭是“走资派”，不能让他“抓生产，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拉去批倒批臭。郭吓得跑来找我。我找来“造反派”的头头座谈。原来这帮人，有的是公社林场的职工，有的是林中学校的教师和上山下乡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还有一些闲散人员，其中个别是受过处分的劳教人员。 他们中间有的闹工资待遇，有的闹“平反”，有的闹安排工作，绝大多数是跟着起哄，赶时髦“造反”。我了解情况后，干脆把他们召集到公社饭堂开会。首先，我向他们宣读了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通知》指出：“在经济问题上过去有些不合理的东西，中央将进行研究，在中央没有提出新办法以前，暂不变动。 前几年下放农村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要求大家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抓好春耕生产和“复课闹革命”。有问题待运动后期处理。由于我是穿军装的解放军，又是公社的最高“指挥官”，传达的又是中央的指示，我讲的话，还是管用的。很快这群“造反派”就走了。 一天，我去桥头大队检查生产，在祠堂里我看见关押着七八个人。“造反派”将一根很长的大树干锯成两半，中间每隔一段凿成两个可以套进人脚脖的孔洞，树干两头用铁链固紧加锁。一根大木头刑具可锁住四个人，一共有两根。这种刑具有点像西藏农奴主枷锁奴隶用的。 我找来民兵营长了解。原来锁的是一些地、富分子及其子女。根据我对政策的理解，对任何罪犯都不应该使用这样的刑具。我告诉民兵营长，不要这样做。他当面应诺了。后来不知道怎样，因为，没几天我就调回支左办公室了。李汉文接替了我的“队长”职务。 支左办公室 增城支左部队的总负责人是124师副政委陈玉宝，副师长叶川。下面有增城武装部政委冯秀兰、副政委汪添花、部长凌惠、副部长李永成、372团副政委刘国君、副参谋长王兆金、378团副参谋长李相山、124师群工科长汪锒汉、秘书科长范维福。由增城三支两军党委统一领导。下设支左办公室，汪锒汉、汪添花、李相山、刘国君先后负责。 由于我的老婆欧阳珊是惠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无情的批斗，被关进“牛栏”。我也受到“莫须有的株连”，被免职审查，“软禁”了6个月之久。因此，我只能在支左办公室当一名工作人员。1967年7月，陈玉宝说，要加强政治宣传工作，要我去抓一下。我就和地方干部谭志森、朱少川等五人，组成了一个宣传小组，在县委二楼办公。 时间一个多月，只办了两件事，倒很清闲自在。一件是宣传石滩公社舍己救人的少年英雄刘秀勤。女学生刘秀勤14岁，因抢救溺水儿童而英勇牺牲。我们把她的事迹收集整理成材料，举办图片巡回展览，宣传队编成节目到各大队、厂矿、学校演出。另一件是办了两期“刊物”，宣传好人好事。我写了一篇代序言《大立毛泽东思想》和一篇向刘秀勤学习的《前言》。 ８月，因发生两派争斗，“造反派”开始冲击军队。陈玉宝为了应付这个局面，把我调回支左办公室协助李相山搞接待群众来访工作，那个宣传小组就不了了之。由于全国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一些群众组织之间，出现了一股武斗的歪风，破坏革命的秩序，破坏国家财产，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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