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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杰忆述:当年亲历增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

14-1-5 10:00| 发布者: lujunfei| 查看: 7304| 评论: 0|原作者: 万人杰|来自: 广州文史

摘要: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中国人民解 ...


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陈牛兼任“贫管会”主任。陈牛有文化、有头脑,能团结老师,把教育抓得有声有色,西洲小学被评为县教育革命的先进单位。学校的一名女教师,还被选为出席“九大”的代表。这次我们又协助大队,在西洲小学增办了附设初中班和农科班,学农业种养知识,掌握使用农机具,办了托儿班,还抓了农科网的建设,实行半农半读,种试验田。

在生产队还成立农科小组,大队成立农科站。形成了教育革命“一条龙”:托儿班—红色种子班(幼儿园)—小学—附设初中班—农科班,并与农科网相衔接,培养出对农业有用的人才。在西洲这一切都是免费的,读农科班的学生还可记一半工分。社员很满意。没有一个不想送子女走过全程的。

大队还办了合作医疗,培养了自己的“赤脚医生”,实行半医半农。“五保户”由大队供养起来。社员生活福利有保证,反过来又大大地调动了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大队的集体经济搞得好,社员得实惠多,形成良性循环。西洲大队能做到这一切,除了天时地利外,关键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西洲是陈、徐两大姓,新中国成立前曾多次发生封建宗族械斗。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清匪反霸”、“合作化”、“公社化”等运动,逐渐消除了隔阂。再加上支部书记曾耀华虽是小姓,但为人正直,正确处理两大姓的关系,又能带头搞好生产,不断改善群众生活,因而,干部之间、社员之间都能和睦团结。就是“文革”初期,别的地方很乱,西洲都没有发生乱揪斗干部和武斗,也没有停止生产。

在西洲我还领导破了“龙舟”,做了一件大蠢事。“文革”初期,在扫“四旧”时,就有人提出赛龙舟属“四旧”之列,要破除,但遭到群众的反对。这次,我们来抓点,又有人重提破龙舟的事,并归纳整理龙舟“十大罪状”。这些似是而非的罪状,已忘掉了不少,还记得的有“搞封建迷信活动哪”,“造成宗族纠纷哪”,“劳民伤财,影响农业生产哪”等几条。

如5月,正是春耕大忙,主要劳动力都去划龙舟了;制造一条龙舟,当时就要花去一两万元;赛龙舟时,外地宗族亲朋都来参观,大吃大喝几日,造成浪费等。我当时觉得有道理,也主张破。于是由大队出面,把沉在鱼塘的龙舟挖了出来,组织大批判。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是个姑娘,带头破旧俗,站在龙船头,评述龙舟罪状。

并向龙舟砍了第一斧头。到了晚上,两条龙舟又被人埋在鱼塘里。反反复复,我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把原公社副社长苏唐叫来西洲现身说法,他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积极带头划龙舟的“错误”。由于大队态度坚决,两条龙舟终于被破了。后来,这个经验又推广到公社其他大队,也破了几条。

曾几何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珠江三角洲地区又敲响了赛龙舟的锣鼓声,广州市政府1996年还举办广州建城2210年的庆祝活动——国际龙舟节。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由得引起我一阵内疚和几声自嘲,想当年破龙舟也是事出有因,现在提倡赛龙舟,更是“振振有词”。

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缅怀古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群众性的文体活动”、“通过国际龙舟节,邀请外国友人,港、澳、台同胞来广州加强国际交往”,甚至还可以上升到“让世界了解广州,使广州走上世界”的高度来加以宣传。同样是赛龙舟,宣传的观点和采取的态度却迥然不同。这是为什么?细细想来,也不难回答。

毛主席早就说过,“一切事物内部都包含着二重性”,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的两个方面,有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因此,正如毛主席教导的话:“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引出坏的结果。”关键是条件,是我们如何去认识它、引导它,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但由于受到“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条件的限制,那时,我只看到赛龙舟不利的一面,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错误的行动。

由于,西洲大队教育革命“一条龙”搞得好,迎来了省内外不少地区的代表来参观学习,一时名声在外。我们也跟着沾光。不久师三县支左办公室专门派人来总结我在西洲抓点的经验,并推我荐出席师三县召开的经验交流会。10月,我奉命撤出西洲。究竟这个点给刘国君增加了多少光彩,我不知道。虽然有几分成绩,但没有宣传成黄山洞、龙华大队式的典型。因此,刘国君对这个“点”就没有兴趣了。

不久,好像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刘国君亲自带队,组织了10多个解放军战士,到派潭公社的高滩大队搞点,叫我也参加。当时刘国君说,“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把高滩建成后方战斗指挥部。10月底,刘国君又莫名其妙地把我们全部人员从高滩撤出。

后来,才知道10月17日林彪趁毛泽东不在北京,擅自发布“紧急指示”(即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制止了。据说,在“紧急指示”影响下,大批党政干部和家属被强行疏散到中小城镇和偏僻农村,有的送进“五七”干校。(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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