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大”几次强攻不下，改为向大楼投掷石头、砖块，像雨点一样把窗户的玻璃和屋顶瓦面打得千疮百孔，学生个个躲在课桌下。又有几个“革大”造反派趁机爬上大楼瓦面，居高临下向课室掷瓦片。幸喜增城两派，都没有枪支弹药，因此，没有造成大的伤亡。天渐渐地黑了下来，“革大”也没有攻进大楼抓到人，两方处于僵持状态。 “革大”有人提出用“火攻”，想用汽水瓶装上汽油塞上棉花点燃后向大楼里投掷。又传来汽车站的“八一战斗队”准备派出汽车去广州搬兵，请求广州“红旗派”派武力来解围。武斗即将升级，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危急关头，我找到了刘子文。我向他阐明利害关系，说：“势态发展下去，会造成更大的流血事件。 这个人命关天的责任，你一个人是很难负的。如果广州‘红旗派’赶来，‘革大’会抵挡不住，不如趁天黑收兵解围，平息武斗升级为增城人民做一件好事。”再加上“革大”造反派有的人的子女就是增城中学“红旗派”的学生。平时在家虽有不同观点，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在这生死攸关之时都纷纷跑来求刘子文“救救他们的孩子”。 又有不少群众听说广州“红旗派”要派武力支援，害怕得趁黑夜自动散去。刘子文看到这一切，说服陈何敬下令撤兵。到此，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被制止了。双方各有十几人受了轻伤。后来，增城中学“红旗派”到惠州去军管会请愿，控诉增城“革大”屠杀革命小将。后经耐心地做好两派头头的工作，才慢慢地把这一事件平息下去。 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社论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社论要求，“实现革命大联合，从而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搞好革命大批判”。 为了向毛主席表达“三忠于”(即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伟大领袖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人人要做到学习、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过夜。增城各个“造反派”，每当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时，都自动地立即敲锣打鼓、放鞭炮，成群结队，上街游_行。 游_行队伍高举毛主席画像、语录牌，人人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高唱语录歌。最后汇集到增城中学广场。而后，由支左负责人出面召开群众大会，传达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类大会，陈玉宝多数叫我具体组织并当司仪。 由于经常开，就形成了一套规格程序:(1)全体肃立。(2)奏《东方红》。(3)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4)传达“最新指示”；(5)支左部队负责人讲话。(6)代表发言(“革大”、“红旗”各一人)。 (7)呼口号：①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③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有时，还根据大会内容增呼一些其他口号)。(8)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歌或奏国际歌。（9）宣布“游_行开始”。然后自行散会。这套程序，开始我有些紧张，生怕搞错。我知道在这种场合一旦搞错，我将是粉身碎骨，永世不得翻身，于是特别小心谨慎。就是后来驾轻就熟，我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促进“大联合”和“三结合” 机械厂算增城工业的“大哥大”，生产摇臂钻床、电动机及农机产品，还有一个翻砂车间和生产铁锅的车间。全厂职工四百多人。这个厂搞得好坏，对全县影响很大。陈玉宝派我去“蹲点”，要我抓好厂的“大联合”、“三结合”和下步的“斗、批、改”，取得经验，推动全县运动的深入发展。 1968年1月，我来到厂，厂区内看不见几个人，真是“门庭冷落车马稀”。走进一个车间，看见有四五个人围坐成一圈在烤火，厂长李环也在。看见我的到来，都忙给我让座。据李说，工厂已停产几个月了，再这样下去，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我找来“造反派”的几个头头和支部书记陈连带等人，商量如何恢复生产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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