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中指出：“必须坚决刹住这股武斗歪风。”要求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和毛泽东批准于５月１５日发布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这个《重要通告》的主要内容是：“（1）革命群众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2）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制裁。 （3）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动用人员参加外单位武斗。（4）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5）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应该担负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保卫国家财产。（6）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制止外出串联的通知……”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七条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分子浑水摸鱼，乘机捣乱。真是“三令五申”。但林彪反而唱反调。他在军以上干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损失可说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 7月22日，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并在上海《文汇报》上公开发表。江青还说“谁要武斗，我一定还击自卫”，以此煽动武斗。因此，《立即制止武斗》的社论发表之后，各地武斗并未制止，在林彪、江青暗地里煽风点火下，反而是日益升级。接着，王洪文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事件，关押、打伤650多人。张春桥称赞王洪文是“我们的司令”，“上海工人阶级的领袖”。全国各个城市纷纷仿造，掀起更大规模的武斗。 增城的群众组织，由于受广州的影响，也逐渐形成两派：一派是“革命大联合总部”（简称“革大总部”），类似广州的“东风派”，是大派；另一派是属于广州“红旗派”系统，在增城力量小。由于广州军队支持“红旗派”为“左派”，而增城陈玉宝支持“革大总部”，从而形成两派对立。 ８月，汽车站的“八一战斗队”（属“红旗派”）和增城中学“红旗派”的学生，开始冲击我们支左办公室。8月24日，几百名红旗“造反派”集会游_行，要求为“八一战斗队”平反。后到支左办公室（县委会门前）要求陈玉宝接见。一部分学生冲到楼上被我和几个解放军挡住。大部分人在县委会门前大街上转入静坐，架设高音喇叭，对着支左办公室广播、喊口号。从当晚8时一直闹到25日早晨。陈玉宝才叫我下楼去向静坐的人群做宣传解释工作。 翌日早晨，我来到静坐队伍面前，看见不少的学生东倒西歪的互相依偎着睡觉，闹了一晚上也累了，有的干部天亮了怕因参加静坐引来“麻烦”，也开始想离开。只有汽车站的“造反派”还在那里吆喝，鼓动群众要“斗争到底”。一看见我站在他们面前，要求讲话，顿时，静坐的队伍骚动起来，领头的人喊出口号:“陈玉宝不出面，我们绝不收兵。” 我一开口讲话，群众就起哄，发出嘘声：“你解决不了问题，要陈玉宝出来。”我站在那里就是不走，面对面地僵持着，稍静下来，我又开口讲话，讲不了几句，又被一阵起哄打断，无法讲下去。我无奈地站在那里。领头起哄的多是学生，真正主使人坐在幕后。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钟头。 可能他们看清了是轰不出陈玉宝的，也可能是太累了，人群也开始要散了。8点多钟，才让我把话讲完。我根据陈玉宝的指示，并以支左办公室的名义，主要讲了三点：（1）承认4月把汽车站的“八一战斗队”打成**组织是错误的。（2）6月，已经宣布平反了。（3）决定9月份由陈玉宝在灯光球场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平反。讲完后，群众纷纷散去。 不久，从上到下又刮起一股“打倒谭震林”的浪潮。各地开始揪大大小小的“谭震林”，广州揪“广谭”。增城“造反派”，也开始打出大标语，揪“增谭”。当时我们一头雾水，不知所指为何?从大字报内容和喊出的口号，看来矛头是指向支左部队的，指责“陈玉宝镇压左派，保护走资派”。 后来,我才知道，是林彪、江青一伙人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波及全国。这股风，在增城并没有掀起大浪。我们也没有怎么理睬它，热闹折腾了几天就无声无息了。1967年8月，林彪发表讲话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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