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单位在围墙上粉刷了一条条的大幅标语。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在增城中学广场的露天舞台被粉刷一新，舞台正中和广场四周都布置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象征着处处心向毛主席。 庆祝“九大”的横额被高高地悬挂在舞台的正上方。进入广场的两处搭着彩门，两边分别写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巨大条幅。街上两边骑楼的柱子，用红油漆成红彤彤的一片，全城变成了“红海洋”。 此时的荔城，真是“彩旗飘扬，歌声缭绕，锣鼓喧天”，呈现出一派盛大节日的景象，给人们带来一片欢乐，也给我带来新的希望。我想“九大”的召开，将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笼罩在我和欧阳珊头上的苦难将会烟消云散。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我的期望，我的祈祷，正是“望星星，盼月亮，迎来一片光明；迎‘九大’，庆‘九大’，祈得全家幸福”。 “九大”之后，珊仍在惠州“五七”干校，虽然没有“解放”，但日子稍为好过一些，成天参加劳动，种桑养蚕，一两个月放假一次，还可回家一趟，来增城探我。我安排她住在原县委办公室的楼上，每天我从饭堂打饭回宿舍吃。珊哪里也不去，仍然像“逃犯”一样躲在房子里。这场“革命”把我们的心都扭曲了，直不起腰，挺不起胸，好像比别人矮了一截。 5月，我又回到了西洲大队继续抓点，先抓组织制度的建设。我认为，有组织才会有力量、有制度，才能步调一致，而一盘散沙，什么事都办不成。因此，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把青年组织起来，以基干民兵为骨干组织成班、排、连。地、富子女表现不好，有劣迹的人都不让参加。被批准入队是个人的光荣，积极性很高。 全大队为一个连，各生产队为排。连长由民兵营长担任，指导员由支部书记兼任。组建起来后开展“四好连队”活动。早上以排为单位出操跑步。周一、周三、周五晚上学政治，周二、周四、周六学军事和搞文娱活动。开始一两个月坚持得不错。我回县时，就差了一些，我回到大队“坐镇”，又好一些。 看来，这些不适合农村的“花架子”，是很难坚持长久的。我还抓了劳动组织的完善和考勤制度的建立。根据不同工种，建立各个作业班，实行“名单上墙，出勤挂牌”。有事或生病的同志，就将自己的竹牌挂在事假或病假栏内，不挂牌作旷工处理。每天由记分员登记，作为评工分的依据。 每月评比一次，采取政治评分，就是除了考核出勤天数外，还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差，作为评分的重要依据。这种做法很难掌握，实践起来往往是能说会道“耍嘴皮”的人被评为“高分”，一声不吭、苦干实干的人得“低分”，它所起的作用就是男、女、老、少争着来学政治。坐在那里，不受日晒雨淋，既可叫“休息”，又可捞“高分”，何乐而不为呢？ 学政治主要是学《毛主席语录》。采用报纸上介绍的方法，就是“学习毛主席一条语录，掌握一个革命观点，狠批中国赫鲁晓夫一句黑话，猛斗一次私心，肃清一个方面流毒，提高一分共产主义的觉悟”。心怀一个“忠”字，突出一个“用”字，大破一个“私”字，大立一个“公”字。 这种做法，现在看来，有点近乎荒唐，但当时被一致认为是好经验、好办法。首先，在新塘公社推广开来。后来省革委会生产组的负责人罗天同志(原是省抓农业的副省长)来西洲调查，肯定了这个做法。后来还专门邀请我到广州，给省“农口”一些抓经营管理的机关单位座谈。是否把“西洲做法”推而广之，我不得而知。但后来，我发现农村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搞法。 我想，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时代的产物。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只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西洲大队重视教育。早在1958年“大跃进”时，就办了幼儿园和小学。在去年，我们还没来西洲的时候，大队革委会就根据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精神，成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有教师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简称“贫管会”）。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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