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同一个“当权派”，这一派说是“走资派”，那一派说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一派“打倒”，一派“拥护”。都拿不出材料，空口说白话，凭个人好恶，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使干部迟迟地得不到“解放”。特别是那些原是单位的第一把手，或者原先“站队”站在某一派的领导更难“解放”。 这次经过我们多次摸底排队，找两派头头协商，并反复做思想工作，才确定了第一批解放三个县级领导名单，即郑森初、陈玉田、陈光发。三人经过自我检查，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再接受群众的批评等“斗私批修”过程，才算过关。再由汪添花代表支左办公室宣布“解放”。 最后，三人要一个接着一个上台，表决心，并说“感谢党，感谢群众，感谢解放军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我要革心洗面，好好做人，重新为党工作”等话。还要高呼一阵“三忠于”、“四无限”口号，才算真正地跳出“黑帮”的漩涡，站到“革命派”的战线上来。 接着，各单位又陆续解放了一批干部。第一批解放的干部多是一些作风好、人缘好的干部，还有一些过去不敢管事的“老好人”。1968年2月，广东省、广州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2月23日，《南方日报》发表社论《红日高照南大门——热烈欢呼广东省、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欢呼说，这是“揭开了我省革命历史新的光辉篇章”，这是“一曲响彻云霄的毛泽东思想凯歌”。紧接着，惠阳专区十三个县、市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一马当先实现了全区一片红。我们增城县就是在广东省革委会胜利诞生的凯歌声中，在全省“山花烂漫”的大好革命形势下，在惠阳专区比学赶帮群众运动大潮中，迅速地把革命委员会建立了起来。 增城“五七”干校 1968年9月，西藏、新疆先后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所谓新阶段，即斗、批、改阶段。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了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在职干部也应分期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我奉命去筹办增城“五七”干校。校址选在原劳动大学，离县城有十多里地，在广增公路边的山坳里，有十几栋平瓦房，散落在树木竹林之中。我依靠原劳动大学的工作人员，首先把伙房、办公室收拾好。 我的床铺就搭在办公室内，吃饭、睡觉、办公一体化。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这里空气新鲜，远离闹市，倒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接着，各单位的“五七”战士除原县委书记伍伟能等几个县委领导在另地监护外，其他的“当权派”，还有一部分机关干部，一共500多人，各自挑担着行李，一批一批地来到学校按事先安排的宿舍，自己动手，搭好床铺，住了下来。 我在干校待了4个多月，主要抓了一件事，就是建立生活劳动、学习的正常秩序。第一，按班、排、连序列，把全体学员编成3个连，指定了连、排、班干部，制定了作息时间，规定了外出、请假、探亲等制度。第二，搞好环境卫生。铲除屋前屋后杂草，修补道路，平整操场，加建厕所和冲凉间。建立卫生值日、检查、评比制度。 第三，各连建立伙食单位。配备了后勤管理人员、会计、出纳、采购、炊事员都从学员中选任。建立了账目，每月公布一次伙食收支账。各连还建立帮厨制度，监督厨房卫生。第四，搞好农业、副业生产。各连按校部指定地块，建猪栏，搭鸡棚，开荒种果树，开田种菜、种水稻。建立劳动基地，实行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第五，建立学习制度，“天天读”。饭前学一条毛主席语录；每天自学毛主席著作1~2个小时；传达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重要会议的文件学习；县革委会布置的学习等。同时不定期地组织革命大批判。第六，开展文体活动。建立了篮球场、露天舞台，不定期地组织各连进行篮球比赛、拔河比赛、语录歌竞赛活动。 我把在三营当教导员所取得的经验，都充分地运用到“五七”干校来。虽然，这些学员不是士兵，集合站队动作不是那么干净利索，床铺叠得不是那么整齐划一，但都能按要求尽量做好。当然，我也没有按士兵的要求来苛刻于人。总之，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干校真的有模有样了。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2023年广州乡村美食汇暨增城区粤菜师傅职业
广州市增城区在2023中国海外人才交流会上 
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村晚第11场 牛牯嶂下亚
增城区仙村大道上跨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