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的名字叫“拉裤头” 在成为一名“犯罪嫌疑人”之前，李常兵在新塘大敦村被人叫起的名字是“拉裤头”——其所作工序的名称，成了老板和工友对他的称呼。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狭小的出租房内，吊扇在呼呼地转着热风，在杂乱堆放牛仔裤的车间里，流水线上的工人们挨得都很近，整日一起劳作，相互认识，会打招呼、还会嬉笑打闹一下，但他们又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工人们之间从来不知道也不会去过问对方来自哪里，姓什么叫什么。 在这里，这样的问题成了多余的事情，工人们甚至会诧异为什么问得这么怪。从外地来到大敦的人员在这里都只剩下一个代号：“老板”、“拉裤头”、“压底浪”等。无数外来务工人员来到大敦村后，名字都不再有什么意义。即使如李常兵在工厂最好的朋友、来自贵州的20岁的“压底浪”杨景登，他也不曾知道“李常兵”这个名字。 说起这样的称呼，工友们倒不觉得有什么排斥，他们已经适应，觉得这样更方便，甚至可以说得上亲切。在这种孤立的环境中，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成了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钟表式生活。对于大敦村的工人们来说，除了钱，其他的都不再有什么意义，他们只关心哪里工资更高一点。生活中的乐趣就是等发了工资后，几个亲戚、好友，去买点菜，自己做顿好吃的，来改善一下生活。 在这个出租房林立的村子里，稍大的空间都被人租去做了厂房，工人们的住宿被压缩到让人吃惊的程度。在李常兵所在工厂的顶楼，老板们临时搭建了几个窝棚，有简陋的厕所、冲凉的棚子。宿舍只有10来个平米，低矮、脏乱。即使白天开着日光灯，最里头也黑黢黢的。放上三、四张上下铺的铁床，工人们就挤住在一起了。 除了有单身工人宿舍外，一对对的夫妻们也栖身于此。唯一的差别是，每一张床都用窗帘包裹起来了，一张床里头就住着一对夫妻。在下楼梯的时候，记者看到一个放学回家的小姑娘，白净的校服，爸爸背着书包走在前头，父女俩闷不作声在阴暗的楼梯里往楼顶爬去。近10万的外来人口就这样高度地密集在约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在大敦村，小工厂多得难以统计。每个小工厂，只需要十多台机器，十多个人，组成一个完整的流水线，即可集体完成一条牛仔裤从布匹到成品的加工。在这里，工人不会跟老板签劳动合同，找工时提到自己的代号——所做的工序，即可上岗，之后靠计件领工资。在一个老板的业务量不够时，工人可以自行跑到其他人的小工厂里做临时工，有了活，又回到原来的工厂里来。 在这条流水线上，“拉裤头”的价格是一条裤子1毛3，“压底浪”的价钱是1毛7。李常兵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在2000元左右，这意味着他一个月的工作量接近2万条裤子。“拉裤头”的堂弟李雪诚马上也要成为一名“拉裤头”了。他跟着堂兄学了一个多月，已经能够熟练上手。在大敦，每一个工种几乎都是这样培训出来的——“压底浪”杨景登就是跟着自己的哥哥学会了手艺，留在了大敦。 李雪诚说，呆在大敦，兄弟俩一度感到无聊，于是就跑到中山市有老乡的电子厂里去打工，但那种固定上班时间的流水线，出厂门要经过审批等等严格的纪律让兄弟俩适应不了。此外，“那里的称呼更难听，相互间都叫‘屌毛’。”李雪冰笑着说。于是，在转了一圈后，兄弟俩又回到了“自由”的大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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