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据孙中山胞姊孙妙茜老姑太保管的《列祖生殁纪念簿》是从十二世祖连昌公开始记载的，世代名讳、生卒时间与紫金中坝孙氏《孙氏族谱》对接无缝。《纪念簿》为什么没有十一世祖以前记载。正因为孙连昌是从紫金到增城再迁居香山的。所以其后人只能从连昌公（迁香山县始祖）起记载。再者，当时仍是清代，如果牵连到十一世祖以上，必然连带到反清义士孙鼎标。反抗朝庭在当时可是“诛九族”的大罪，故《纪念簿》不记连昌公以上前代亦属隐情之故。 孙连昌因逃避官军捕杀，由紫金来到增城，掩蔽在其叔公如标、如涣处，跟随过着渔农清贫生活。经过十多年后，孙连昌已进入“而立”之年，形势也逐渐安定，因长期寄居叔公家里，多有不便，进而萌生出外闯荡念头。经过一番筹资购置船只渔具，便辞别叔公，独驾轻舟，顺增江而下，入东江汇珠江，随江漂流，以捕鱼度日，随遇而安，过着漂泊游离的生活。后来一直漂流到香山（今中山）涌口门，发现这里有一个由东莞迁来的孙氏村庄。而且这里水陆两便，土地肥沃，生活也较富裕，是一个理想定居地点。 俗语说“同姓三分亲，五百年前是一家”。孙连昌便沾亲带故地与当地村民以兄弟相称，在那里定居下来，所以紫金孙氏族谱记载，十二世祖连昌公迁居增城再迁居香山。而香山县孙氏家谱同时也有一位孙连昌，这绝非偶合之事。孙连昌来到香山涌口村，与当地村民兄弟相称，由于其勤劳朴实，热情谦让，很快为当地孙氏族人认可接纳，随后便是结婚生子，延续后代。 涌口村孙氏在此开居多年，早有祠堂，孙连昌与原住孙氏既然兄弟相认，情同一家，随乡入俗，年节喜庆拜祭祖先，跟随兄弟一起参加拜祭活动也是情理之事。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孙连昌便逐渐“融会”在这个讲广府本地话的孙氏村落之中。后来，连昌生迥迁（亦作迥千），迥迁生殿朝。十四世祖殿朝公再由涌口迁翠亨村开居，传至德明公（即孙中山）适十八代传人。 有学者认为香山涌口村孙氏是由东莞迁居的，并且讲广府本地话，语言习俗与客家人不一样，翠亨村孙氏及孙中山本人也是讲广府本地话的。故其先祖不可能是紫金、增城的客家人。笔者认为，语言习俗是可以随着客观环境改变而改变的，所谓入乡随俗，孙连昌只身由增城漂流到香山涌口，“融会”在当地广府本地话人的“海洋”里，又经过几个传代之后，语言习俗从根本上起了变化是不足为奇的。 其实孙中山先生本人也承认是客家人。据杨庆平先生《孙中山的家世与客属渊源》一文称：“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见到访客人，临别前一位客家人对孙中山先生说：‘中山先生您是客家人’？孙中山肯定地答：‘是，是’。在座陪客都满怀疑惑。其中有广府人直言对孙中山先生说：‘中山先生，您明明是广府人，为何说是客家人’。 孙先生很和蔼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而且在革命时期，要通力合作。他们说我是客家人乃指先祖是客家人’。”孙中山先生哲嗣孙科，也会说客家话，据紫金县中坝镇温济琴先生称：“1944年我在重庆受到时任行政院院长孙科的接见，孙院长让坐后，即用客家话说：同乡人，随便谈，莫客气……接见结束后，孙院长还亲自送我至门口，又一次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客家话对我说，和你谈谈家乡（紫金中坝）真好，我有机会也要到老家行行，多谢你。” 1983年5月2日，孙科夫人陈淑英又题写了“国父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的证辞。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孙科的操持下，紫金中坝创办了中山中学，并亲笔题写“中山中学”校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又为中坝“中山纪念小学”题写校名。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的“中坝庆龄中学”是邓颖超生前题写的校名。 本文敬借中山先生之嫡孙孙穗芳博士《寻根溯源》一文中的一段作为结束语：“从孙友松又十一代，适明清之际，十一世祖孙鼎标，随钟丁先起义抗清……其次子连昌公迁居增城，康熙中叶，再迁居香山县涌口门村务农渔，成为孙家入香山肇族，越二传，至连昌公之孙孙殿朝起，始由涌口门村迁入翠亨村，成为孙家入翠亨村的开基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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