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岭南画派：真谛在不断创新 记者：在您的记忆中，高剑父是一个怎样的人？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叶绿野：高师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认真得不得了。执掌春睡画院的时候，高剑父会请外边的一些画家来开宣讲会、展示作品供学生学习，一般都会选择很干净的地方。但是，高师会故意在一个角落放一两片纸，看看有没有人扫。他很看重我们的综合素质，教育方法很独特。 还有一次，高师给了我3毛钱，让我帮他送一件衣服去洗。隔了两天我去他的画室，他一边画画一边问我钱够不够，他看我支支吾吾，知道还差半毛钱，就补给了我，还说：“老师给你帮助的钱就给了你，但是其它的事情要分清楚，差一分钱都要告诉我。”高师对学生真得非常体贴。 然而高师又对学生有非常严苛的一面。有一次在我画画不成熟的时候，高师嘱咐我让黎葛民老师替我给写好的孔雀添背景。谁知黎先生把树干写深了。高师当即就大发雷霆：黑墨墨一片，还能看到什么？孔雀是这么黑的吗？我第一次感到，对一幅艺术作品的伤害，就有如对高师本人的一种伤害。 还有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有一年冬天，我们班里同学偷懒去玩。高师第二天得知后，拿着拐杖在画室里踱步，训斥我们说：“我今年都已70岁了，我豁出命去教，你们就应该像打劫那样地学！”之后，又语重心长地说：“人一辈子能有多少时间搞艺术？算你有80岁，除了幼时的20年，剩下的60年有一半是夜晚，还要刨除吃饭、应酬、谈恋爱、养孩子，人生有限而艺术无涯啊！”高师的这些话让我足足受用了一辈子。 记者：当时的求艺气氛是怎样的？是否与今天很大不同？ 叶绿野：老师那一辈人对名利非常淡薄，至于求学氛围，最起码的一点，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是不许卖画的。高师一贯认为“少年得志小灾星”，他认为没成“家”就卖画难有长进。记得在南中美术学院一年级的时候，高师就教我画孔雀，一年级下半年春潮社召开艺术欣赏会，当时广州博物馆馆长胡肇椿看中了我的一幅《孔雀图》，开价200元购买，这在当时对我这个穷学生来说是天文数字，可以解决我两年的伙食费。但后来一请示高师，他一开口价就300元，结果就没有成交。我当时一直想，如果能够成交多好啊？因为我每天才吃1.5元的饭菜。但是后来才明白高师的良苦用心。年纪轻轻就出来卖画是乱来，肯定会对以后的创作心态上有影响。 记者：杨之光说您是“得岭南画派的真谛”。从高剑父身上，您得到的岭南画派的真传是什么？ 叶绿野：纵观中国画传统，元代以后，画家多重师承，且以临摹为能事。但是，由于师古人之述，而不师古人之心，终于造成了明、清衰微的局势。清末到民国末年，国画已经落入了一个非常死板的套路：好比说，画山水必点缀茅亭，画水乡必衬之以荔枝艇、驼背老翁，内容与时代严重脱节。高师认为，现代人穿长衫西装，为什么一定要画成驼背、宽衣博带呢？现在的山上也已不是茅亭了，览亭、洋楼别墅都有。我们不能改吗？ 再从技法上说，传统国画全部用水墨。画一个六面四方体物什，是一块石头、豆腐还是一块棉花，都分不出来。因为用单纯的水墨画不出豆腐的水汪汪、石头的硬邦邦和棉花的软绵绵，但这些感觉油画都可以画出来。我们为什么不能拿来丰富国画的表现力呢？所以，高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画画要反映出现代的东西、时代的变迁。因此，这就有了岭南画派开风气之先，在某些方面打开了国画原本落入的死胡同。 但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被许多“国粹派”认为是大逆不道，认为是背叛。当年，高师追随孙中山民主革命，认为中国当时的政治民主不行就要改革，中国的艺术不行也要改。所以他提倡要大胆创新，无论是西方、日本，还是中国传统，甚至民间佛山木版年画，都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一直到当代，关山月名扬国中，黎雄才画松一绝获得国务院颁发的金鼎奖，岭南画派在不间断的创新中延续着兴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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