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他进京任职，受到理宗接见，称赞其胆略，又赐金币。李昴英乘机面陈数千言，针对时弊，提出谨身、用人、守法、厉俗“四戒”。他为理宗所器重，嘉熙元年（1237年）曾典试贡闱。翌年，任校书郎兼沂王府教授，迁著作郎兼屯田郎官。 这时，朝廷屡召崔与之为右相不至，理宗认为李昴英曾游学菊坡门下，让他奉旨还召崔与之，并封他直秘阁、知赣州。广州一行，李昴英没有请出崔与之，反而受到崔与之的影响，自己向朝廷提出辞官，不获准。不久，迁知大宗丞、擢权兵郎。李昴英要求外放当官以奉养父，获准，除直秘阁，出任福建建宁宪仓提举，主管茶、盐产销和监察工作。 他带着父亲赴任，刚到任，已有贪吏风闻其清名，解印避去。这一年正遇上大饥荒年，李昴英把自己的薪俸捐出来赈贷，救活许多灾民。《福建通志》尊崇他为名宦，记述了他的政绩。这年十二月，又闻崔与之去世之消息，李昴英甚为悲痛，向朝廷请求给假归乡拜祭，不获许，不久，却因受不实之词诬陷被解职回番禺。 途经江西，父丧，使他悲上加悲。扶柩归里，葬父于增城南乡岭大面山，筑室墓下守丧，一面聚宗族子弟讲学。李昴英年纪刚过40，却已心灰意冷，打算退隐终其一生，朝廷多次召用都不应。闲居乡里时间，知广州军州事的方大琮与他交谊甚深，郡学举行三年一次隆重的乡饮酒礼，请他担任赞礼。 方大琮修建四先生祠，将李昴英与古成之、温若考、郭阊等先贤同列，赞举李昴英之行谊可与古人媲美。李昴英为倡导儒学，还应东莞地方之请为东莞邑学撰写了《东莞经史阁记》，刻碑于邑学之内。淳祐五年（1245年），贤臣杜范为相，举荐李昴英复出，召以任吏部郎官。开始，李昴英一如以往辞谢。 朝廷再召时，他意识到权奸已去，众贤拔茅，朝廷清明，应当效力，翌年二月携次子李守道，离番禺赴京就任。途经英德，与友张逢午同游碧落洞，又得郡守顾孺履招饮南山石屏下，留下两处题名在英德南山。是夏，李晶英入朝陛见，上疏直言“范钟之昏耗、建储之迟迟、史嵩之奸邪、吴知古之诡秘”。 这时宰相杜范、侍郎刘汉弼、祭酒徐元杰等贤臣都已在一年前相继暴亡，群臣议论纷纷，都怀疑是奸臣史嵩所为，但一上殿则噤若寒蝉，独有李昴英斥词不避，乞正奸相之罪，以伸“三贤”之冤。十月，李昴英擢右正言，继而兼侍讲。理宗对人说：“李昴英，南人无党，中外颇畏惮之。”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李昴英对理宗的知遇十分感激，更加知无不言，恳切陈疏。这时史嵩之服除，理宗有再起用之意。李昴英一再与大臣上疏，谓史嵩之谲诈贪婪、狠愎残忍，应远窜荒裔。宋理宗则一再下旨“保全大臣”。众人都不敢出声了，只有李昴英第三次抗疏，说皇帝一再要“保全大臣”“臣何敢不将顺？然事有害大祸深，与吾国势不两立者。嵩之包藏祸心，窃据相位，乃卖国之贼臣、蠹国之盗臣、擅国之强臣、误国之奸臣将为害国之乱臣。” 疏三上，令理宗为之动容，即日下旨让史嵩之致仕。不过，当李昴英弹劾佞臣陈■、赵与■时，宋理宗一听说所劾二人，一是辅佐执掌兵权的重臣，一是出任礼部尚书兼治理京城的皇族成员，脸色一变，连奏疏都不肯收下。李昴英拉着皇帝的衣裾力谏，宋理宗动了怒，拂衣入宫，李昴英硬把奏疏留在御榻。群奸乘机造谣中伤，理宗降旨罢了昴英的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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