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以王、谢最早追随晋室进入江南，因而也得以及时掌握了东晋权力中枢。“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这回事。与此同时，则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士族进入福建，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一般认为，这一历史事件开启了客家族群在闽粤赣交界地区形成和发展的先河。 南宋末年，福建上杭人丘文兴（创兆先生）与好友谢翰率子弟追随文天祥抗元。“先生讳文兴，先世由中州迁闽……宋中叶，始由宁化迁上杭。父讳梦龙，为朱子再传弟子”……先生传家学，度宗时以荐辟入都，遇岳鄂王（岳飞）孙于临安，伟先生，以女妻焉。上书触时忌，不遇归，道虔州，丞相文公方守虔，谒焉，至相合也。 公已起兵勤王，间关入闽，先生乃与友谢翰俱入幕。即复招乡里弟子，与公会于梅州，遂参军事……五坡岭之役，公已北行，先生与翰伏潮阳民间，旋归，道梅州，北至石窟都（今梅州蕉岭，笔者注）喜其山川，谋居焉……翰为卜，得箕子明夷兆，曰：吉。先生乃奉父来居，是为迁粤之始"（丘逢甲《宋征士参少保国信公参军丘创兆先生家传》）。 跟上文提到文天祥抗元的这一段历史记述相印证的是，陆笙在谈派潭风土人文风貌的著作《梦里的风帆》里写道：“据派潭镇邓村村委石屋村石氏族谱记载：南宋末期，元兵南侵，江西客家人文天祥丞相起兵勤王，闽赣客家人多参加义军南下，直抵粤东梅州，梅州客家人亦踊跃参加义军。 文天祥兵败被俘后，客家人被大肆屠杀。到清乾隆后，石氏有两兄弟迁到派潭河大堂和邓村石屋定居（《石火星与石屋村》）。”正如石氏族谱所记述的那样，客家人为抗元斗争作出了惨烈的牺牲，如当时梅县松口卓氏举族800人参加义军，誓死护卫南宋王朝至新会崖门，与南宋同归于尽，仅卓满一人生还。梅州松源人蔡蒙吉，祖孙三代进士，他率义兵镇守梅州，兵败被俘，从容就义，年仅三十二岁。 明年三月，文天祥复梅州，嘉其忠，为文祭之，曰：“蔡公之忠魂，无往不在：在天地为神祗，在山川为社稷，在郡邑为乡贤。春秋二祭，庙食万年。噫！公之生也，名垂竹帛；公之死也，重若泰山；允为朝廷使者之模范，宗族后裔之仪型。”客家人之临难不苟，慷慨大义，惊天地而泣鬼神。 丘文兴之父梦龙公就成了邱氏迁粤的始祖。民族英雄丘逢甲、数学大师丘成桐及邱会作、丘创成、邱维达等国共名将都是其直系后裔。可谓英才辈出。谢翰当年曾经赠诗丘文兴，曰：“谁于荒山中，辟此遗民界；我昔为之兆，其后将必大。”忠臣义士，果报非常，其宜也乎！ 迁海复界与丘氏入增 邱氏入增，和其他客家人入增一样，跟清朝初年“迁海复界”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清初，政府为打击郑成功的反清势力，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发布“迁海令”，在福建、广东沿海实行了长达二十余年，非常残酷的坚壁清野政策，位于珠江口附近的增城也深受波及。 居民被迁赶，村落残破，千里萧条，民不聊生。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率部归降，清政府统一台湾，才开始放松海禁，实行“复界”政策。后来更发布“招垦令”，鼓励外来人口进入垦殖。这时，新丰、梅州、河源等地的客家人开始大规模进入增城垦殖开基。 邱氏族人就是在这期间迁入增城的。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属惟长派下的乾泰与堂弟云汉（随后乾泰之弟坤先亦追随而至）自梅州松源迁荔城莲塘、小楼长庆岭开基（乾泰子孙又迁至派潭樟洞坑、小楼赤岭等地）；惟禄派下的裔权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自从化迁荔城寮前岭开基（其先迁自新丰）；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2023年广州乡村美食汇暨增城区粤菜师傅职业
广州市增城区在2023中国海外人才交流会上 
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村晚第11场 牛牯嶂下亚
增城区仙村大道上跨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