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8月25日南方都市报做了一组三峡移民广州十年的报道，这组描述细腻如连环画一般的报道几乎是声泪俱下，告诉了我们一个个永远失去故乡的人们的故事。一行行文字像一把把戳到心灵的刀子，我不忍心也无能力往下读。报道有个大字标题《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果真？所有背井离乡的人身后都有自己的故乡，只是暂别，只是回不去而已，而这些来自三峡的移民们，身后的故乡却是永远地消失了，以后子孙后代永远无从寻觅。 据资料显示，自1993年正式实施移民搬迁工程，截至2008年6月底，三峡移民已累计搬迁安置127万人，这其中绝大部分移民是就地后靠，原址整体向上迁移。而像重庆万州区这样迁往外省的则始于1999年5月，政府作出了“鼓励和引导更多农村移民外迁”的政策调整。截至2004年8月28日，三峡库区共有16.6万人迁往11个省市。这事情，我相信以后的人们会有评说。失去故乡的痛只有失去故乡的人自己才知道。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城镇化运动的进程，很多人都告别了自己的家乡，涌向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国人进入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人口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迁徙大移民时代。故乡再好都是要离开的。因为离开了故乡也许意味着永远离开贫穷和落后。这是多少中国人做得起的梦。但是离开故乡的人们一直都深知，故乡就在自己不远的身后。 只有这批三峡移民已经永久失去了自己的故乡，而时光是绝不可能倒流的。在三峡移民迁居广州十年之际，南都记者面向12个移民安置点的901名移民，发出178份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被访问者已经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55.6%的被访问者依然认定自己是一名有着广州户口的重庆人，76.9%的被访问者认为在广州找工作困难。 尽管生活充满艰辛，但他们依旧对增城这个新家怀有希望，67.5%的被访问者表示，会继续留在广州。这一串干巴巴的数字无奈地告诉了我们四个字：接受现实。也无奈地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行货的希望：明天会更好。是的，故乡已经痛失，不继续留在广州，难道会有比广州更好的地方吗？ 换句话说，假如他们在广州熬不下去了，而故乡已经没有了，他们能够逃到哪里去？广州政府和市民可以做的只是让他们尽量地活得更加好一些，尤其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能够享有和广州市民同等的待遇。但是哪怕我们做得再好，都代替不了故乡可以给予他们的那份在心底深处的温润。 报道中，三峡移民陈启华千山万水地把病逝在增城的父亲的骨灰辗转带回老家入土为安的细节让我感到震撼。报道还引用了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一句名言，更是让我感到命运的力量———上天让我们习惯各种事物，就是用它来代替幸福。其实这一切本来可以不发生。而现在我们可以做的，仅仅剩下牢记我们所使用的某一度电，或者某次灯光的亮起，里头会有三峡移民们的一滴滴泪水和永远无法告慰的乡愁。 十年前的今天，2004年8月26日，一列南下的绿皮火车载着重庆万州区247户901名三峡移民抵达广州增城，一晃就是十年。南都昨日广州读本所勾勒、梳理和还原的，正是这样一群大时代的小人物，在这十年间的切身体验。现代社会中的人群迁徙与流动，可能呈现着各种样态，出于个人意愿与选择的移民变得很平常，更何况珠三角这样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密集流入的地区。 这901名三峡移民之所以不同，在于他们的这次大迁徙，有更多国家政策的因素，因三峡工程的兴建而背井离乡。时代大背景之下的901人样本，他们在广州增城安家、谋生、娶妻生子，老一辈垂垂老去，他们依然乡音未改、愈发思念故乡，年轻一辈或许已经逐渐习惯大广州的多彩，新生代则已开始扎根“我是广州人”的意识，这十年间的喜怒哀乐、生存境况，不特殊却又不那么简单。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8月28日，在三峡库区就地后靠安置政策调整为“鼓励和引导更多农村移民外迁”背景之下，共有16.6万人离开故土，迁往11个省市。围绕工作、生活、住房、耕地、收入等生计问题，南都对三峡移民做问卷调查，相关数据颇值得做深入分析。经过十年的广州生活，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选择“已经习惯了”或“新一辈习惯了，但老一辈较难适应”的选项。 逐渐融入本地生活，无论从心理还是客观情况看，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当然，这其中同样存在非常多的困难，比如语言、气候、饮食、劳动技能等，具体到每一个家庭，可能还有更多的变故、更坎坷的经历。而收入方面，不难看到三峡移民的广州生活状况，并不尽如人意； 有41%的受访者认为“收入与老家差不多”，收入较移民前有提高的只有27%，76.9%的被访问者认为在广州找工作困难，概括原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工作技能较少、年龄较大、学历较低。而对上述原因的倒推或不难看到，所在地政府部门对于移民安置的长远布局，仍然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客观说，很多三峡移民在广州的十年体验，也同样是不少广州底层居民共有的困难，就业、生活质量、住房、上学，庞杂而了无头绪，因为背井离乡的群体属性，让这些困难变得尤其令人难忍。或许十年前拔营起寨、挥泪作别的场面足够深刻，也或许思乡情结本就是中国人特别难以割舍的群体情绪，但何谓故乡、为何思乡的追问，可能还是会有其他更多的原因冒出来，但也可能根本说不清楚。 一家一户的喜怒哀乐，广州所提供的更多的机会，粤语环境中的适应、学习与抗拒，应当说更多还是个体见闻中的具象细节。融入新城市的新生活，从来不仅是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还应当而且必然面临公民权利的全面保障。新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社会权利的一体对待，会是一个动态且漫长的过程，并不会随着移民新村落成而结束。在报道里看到，三峡移民也有自己的人大代表，也曾在广州垃圾焚烧项目选址的公共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议案主张。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那么已经落户广州十年的三峡移民，什么时候、如何才能更好地融入广州的生活，具体到政府与社会各界，应当为他们做怎样的对接性安排？移民心中的乡愁，有具象化的物质条件，比如初来乍到分配到的却是并不那么如意的土地，加深并强化着怀念的情愫，但更多的乡愁，还是文化意义上的不舍，以及社会化权利的某种疏离感。而由是展开的论述与思考，于城市的治理与建设而言，更显意义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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