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甚”为人的李知州 湛若水尊赞李昴英：“守赣以为民安，赣民惠也”。李昴英自从对抗公庭被免职后，在家三年多，淳祐十二年（1252年）十月，参知政事徐清叟向宋理宗极力举荐李，李起家授职，任直宝谟阁、江西宪使，兼知赣州。他一上任，就着手进行经济、法治、民风民俗，教育的大胆政革。一是甚廉，废除官员受纳坐仓钱。告谕官员，必须具有“爱物存心”、“临财毋苟得”的为官操守，不得接受分文，如若违规，报提刑司惩处。 二是甚恕，以“洗冤泽物”为已任，重审冤案。有位“路妓散乐”（没有户口的艺妓）孙惜，落籍江西南安军（今大庚县），但仍过着单身生活，当时有一公吏盗官司钱与她一夜情，案发后，孙惜是否认定为“官籍”（官府登记在册）妓女，成为案件处理的焦点，李在《发妓孙惜会南安军判》认为：“（罚其）当官籍妓，使终身不得复为良人，非盛德事也。盖念妇人无知，一犯不韪（失足）则妓之，是无以开自新之路。”在一个重视“贞操”的年代，李对一位失足妇女有着宽容之心，替她名分和生计着想，让她从良，这种人道精神确实难得。 三是甚公，改造民风，恢复古乡饮酒礼，树立淳朴的社会风尚。四亦是甚公，作《谕峒长文》，以儒家思想教育山民。规劝峒长能够与父母、兄弟、妻儿同乐，百官与百姓相安，告诫一些人自甘“禽兽”，则会受到国法惩罚。徐清叟将李昴英政事报朝庭，当年考核治绩，李为全国第一，朝庭将其“教化冥顽无知，以开谕训诲之，使误入于恶者，良可悯也”的训导峒长的长文颁示天下，以供各地效法。李真正做到了他在《跋陈光庭（增江尉）所藏遗墨》所提倡的“甚公、甚廉、甚恕”的言行举止。 四、李昴英与《增城新创贡士库记》 作为崔与之“菊坡学派”第一代传人的李昂英，象崔与之那样“才且廉，世不多得”。对百姓疾苦也极为关心，并希望地方官员多为百姓着想。据他于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年）作的《增城新创贡士库记》，对增城县令何籍创建“贡士库”（相当于今天的助学基金），给予赞赏，并提醒县令和士人要倾听百姓声音。 李在该文认为，从崔与之起于陋巷、考取进士，又过了60年，其间踵名及第不乏其人，文风日旺，但白屋（匹夫）之贫作旧。增城离行都（京都临安即杭州）远达四千里，南方人进考为官不如北方多，并非南方人才艺不敌北方人，而是苦于距京遥远。 何县令为解决贡士赴京考试的经济困难，向贡士们承诺，新贡士每人资助五万（缗钱），能进复试者，所给更为丰厚，并对报喜者补助稿劳费。从此，贡士们欣然相告说：“业患不精，何患裹粮之不充？”李昴英希望何县令能将这种精神推及关心增城百姓的生活中，施于田里，不向百姓苛刻榨取，决断不制造枉曲，懂得什么样的害必除，使地方百姓都能得到实惠。 李在文中还希望增城士人不要只在圈内人中游淡聚议，客客气气，馈送礼物，怕失欢心，而不理会不会对他怎样的平民百姓，欺其憨厚懦弱。这些人不懂得，他们一旦得罪百姓，就已得罪“名教”（纲常礼教），他们不是以百姓的是非为是非，而是将心浸于“小濡沬”（圈内人的议论），这是“贱丈夫”而不是真正的“士大夫”。 五、粤词之祖的高徒，宋末三大家的李昴英 崔与之因毛泽东手书其《水调歌头·题剑阁》，被誉为“粤词之祖”。李昴英作为崔的嫡传弟子，亦传承了其粤词质朴简劲、声情沉郁之风。因此溢号“忠简”，为人忠，为文简。李藏有崔《水调歌头·题剑阁》手迹本。他在“题菊坡《水调歌头》后”提到：“清献崔公剑阁赋长短句，卷卷爱君忧国，遑恤身计，此意类《出师表》。雅趣欲结茅廋岭边，一琴一鹤。由湘桂归南海，竟不得践‘绿荫青子’之约，然幅巾藜杖，徜徉老圃寒花间十有六年，曼岁之乐，不减洛中耆英也。好事者揭此词山中，惜非公手迹。某敬以所藏本，授横浦校官赖君栋使刻之”。 李还写下了三首涉及增城人和物的诗。其一是《同刘朔斋游蒲涧（白云山）谒菊坡（崔与之）祠》诗：“晓随丝辔饭僧坊，丞相祠堂一瓣香。试问神仙蒲九节，何如名德菊孤芳？高山仰止堪模楷，百世闻之尚激昂。我辈此来深有意，岂专泉石癖膏肓？” 二是《古成之仙箕》诗：“翁来灵笔舞龙蛇，翁去瑶坛锁暮霞。旧事欲淡三百载，五云阁上望仙槎。”三是《北山正果寺》诗：“久闻北寺最清幽，因看花田遂一游。近国好山半烟雨，参天乔木几春秋？香凝永昼添谈柄，风送长松爽茗瓯。此境今才逢我辈，不留诗云鹤猿羞。”他写了不少诗词，因而又与崔与之等一起，被称为“宋末三大家”，是宋末三大词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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