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期间在增城境内覆没的国民党战车队

        根据但是国民党军官"刘炽"的抗日战争回忆,使我们了解到在抗日战争期间竟然在增城市境内覆没的一支战车队，一只能够有力阻击日寇的有生力量就这样覆没啦，真可惜。这段历史增城市人民加深了解"落后就容易挨打"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谨记增城抗日时期,那群为了增城今日繁荣安定作出牺牲的前辈。只有增城市安定团结才有更大的发展。

 

          陈济棠主粤期间，1935年从英国订购了12辆坦克车、15辆装甲车，建立了一支战车队。坦克车是英国“维克斯”的牌号、1吨半重的水陆两用浮游战车。车上炮塔内装置七九重机枪一挺，能旋转360度，亦可拆卸在地面上使用。每车可容3人，一为车长兼射手，二为弹药兵，三为驾驶员。每人配备20发自来德手枪一枝。12辆坦克车，编为战车中队，由少校队副任飞统率。装甲车每辆重两吨半，炮塔装有轻重机枪各一挺。机枪在地面亦可使用，并配有高射架，可对空射击。车内可容8至10人，每人配有手提机枪或20发手枪。每辆装甲车有车长兼驾驶员、副车长兼副驾驶员和射手、弹药兵等。这15辆车编为装甲车中队，由少校队副吴振华统率。另有1辆指挥车，5吨重，装有20公分加农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1挺，可容14人。战车队长原为梁燕，后改派曾留学德国的总部参谋处中校参谋曹绍恩继任。全队隶属汽车营建制，我原任少校参谋，因是南京交辎学校战车战术班一期毕业，遂被调任战车队战术教官。

　　      1938年10月16日傍晚，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参谋长王俊在广州总部召集汽车营长张旅、战车队队长曹绍恩、参谋刘文楷等面授机宜。王参谋长说：“日军在淡水登陆后转向增城急进，矛头直指广州。我军决心阻敌于增城、正果、大仙岭一带，与日军决战。一八六师李振部、独立第二十旅陈勉吾部已在该线布防，采取攻势防守；一五四师梁世骥部正集结待命中，拟向该线推进；炮兵陈崇范部正加强炮兵阵地，待命进入队列。另由中央南下榴弹炮团为后续部队，18日午前可到达增城中岗一线，进入阵地，现决定：战车中队协同装甲车中队在该线出其不意奇袭日军。广东有句俗话‘缸瓦船打老虎，最后一煲’，就看你们的了。”王俊又说：“前线归六十二军军长张达指挥。他现在海南岛，未到前暂由一五四师师长梁世骥代理。总部指挥所暂设福和墟。”

　　    王俊高高在上，并未调查研究，既不能判断日军动向，也没有对战车队同周围友军如何协同作战作出明确指示，就草率地命令战车队去奇袭敌人。我们服从命令，未敢当面违抗，只好唯唯诺诺而退。我回到驻地黄婆洞（即中大试验农场的旧址），备足汽油、润滑油，令各车彻底检查一遍，将必要和急需用的零件如白金、火咀等尽量配齐，即向增城方向出动。于17日傍晚到达距县城约2里路的中岗露营，命令各中队派出警戒哨兵和内卫士，其余的人好好休息。我宿营地前方驻有一八六师和独立第二十旅，有一小部可能在县城内外警戒。我和队长曹绍恩立即前往一八六师联系，要求会见师长李振，参谋长曾匪石代见，说：“师座连日来侦察地形、布置各旅团任务、开会，两昼夜没有休息了。现刚睡觉，有什么事，对我说就可以了。”我说：“目前要紧急解决的有三件事。”下面就是我们和曾匪石的一问一答。

　      　我问：第一件，日军在惠州大亚湾登陆以后的行动情况、部队番号、兵力、兵种、企图、现在位置及各方面所获得的情报，请略告。曾答：现在我们是打“盲眼仗”，只有临机应变而已。我问：第二件，请即架设有线电话至中岗队部，以便随时联系，并请求领一份五万分之一军用作战地图，因急于查察对照地形，拟定作战计划。曾答：师通信营已无电话机了，难以办到。军用地图更谈不上。他接着说：我国出版的地图还不及日本的详细，日军地图中，连某乡某村有古庙或突出树、桥梁种类，能否通过几吨重车辆，都一一注明。就以他们在各乡村镇张贴的宣传广告“仁丹”来说，画上的某些标志或其他迹象，日探、汉奸一看，就清楚此乡镇有多少房屋和人口，提供给日军作战参考。可见日本想亡我国是早已处心积虑的了。

　　      我问：第三件，各种车辆所用燃料和各种枪炮的弹药，向何处领取？请为解决。曾答：汽油和弹药可直接向正果仓库领用。我问：最后一件事，离增城1里多处的一座木桥，被日空军命中，焚烧了，请派工兵连夜抢修，以便装甲车通行。另外，如下达作战命令最好能提前几小时送到，并同时通报炮兵，在战车出击时用炮队逐段延伸射击，作为掩护。曾答：修桥因器材关系，不易办到；最好你们自己采取紧急措施，以利战斗。并告知：师指挥所设在某村庄（村名已忘），约距离大仙岭山下1000多米处，可向这里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