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专家论证 此文发表后，编辑部内议论纷纷，主编徐亮认为要争取省市专家支持，在他的联系下，获得广东省历史学会的帮助，邀请专家们对此问题进行论证，先后有多位专家教授发表了对增城建置年代问题的见解。现分述和摘录如下： 暨南大学教授（原历史系主任）、广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唐森发表了《关于增城建县始于何时的我见》①文章，他用了较长篇幅说明考证时隔近二千年前的历史地理志是一件相当复杂和困难的事，然后提出如下意见： （一）根据史地界的两点共识：增城县前汉志无，后汉志有；前汉志郡国户口断于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后汉志户口断于后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应当说王文（即王一洲的文章）的立场是可以成立的。也可以申引为增城始建县的年代，应在元始二年至后汉永和五年之间。 （二）王文据《后汉书·郡国志》卷末关于光武中兴以迄安顺二帝郡国之建置，由最初的并省到渐次恢复增置的材料，进而判断增城建县“最早不会超过明帝元年”，即将始建县的绝对年代压缩在公元58-140年之间来考虑，亦属言之成理的。因为王莽改制时，胡乱改易州郡名号，光武中兴后“百姓虚耗，十有二存”又担心“官多役烦”引起社会动荡，所以才大刀阔斧裁省郡县，在这形势下是断然不会有增城新县设置的可能。问题在该不该循着此理并结合增城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再作深入点的探讨，看来王文便有后劲不足之嫌了。我试作接棒式的考虑后有如下的补充： 甲、据清人综合《后汉书.郡县志》以外的纪传所得，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自后汉明帝始的郡国增置趋势，在明、章、和三帝时期（58-105），一直处于“稍复增置”的状态，约半个世纪才增置郡县6个，增幅很小。顺帝即位后才明显加快。新增郡国的地域，也只是到了顺帝时方从荆、扬、青、徐扩及于并州之朔方。直到桓、灵二帝的复置高阳、高凉、博陵、南安、鄱阳、庐陵六郡，置风才吹到江南，且岭南的高凉居然也榜上有名了。我认为离开对后汉郡国渐次增设的考察，孤立地探索增城建置年代，只会徒增掌握分寸的困难。 乙、历代郡县的增设，皆与户口的滋殖关系至密。尤其是两汉口赋（又称赋）被视为国家主要收入，户赋则被指定为列侯、封君的收入。与此相应，人们可以看到两汉志地理和郡国时必计户口，列郡之外，尚多王国、侯国之设。王文的论证似乎忽略了考虑刘昭补注郡国志时，何以引述《伏无忌记》“帝每崩，辄载户口及垦田大数”之语后，又引应劭《汉官仪》（顺帝）永和中那高居于后汉一朝的户口数。而这和前说顺帝开始明显加快郡国的增置正好同步相应，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很说明问题的。依我估断，增城始建县的年代，在顺帝在位的永建至永和期间（即公元126-140年）可能性大些。 丙、增城所处的南海郡，两汉均属统理尤难的边郡，有它别于内地郡县的特殊性。舍"古越地"民族问题突出不说，它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开发迟，没有列侯封国之设，在籍户口奇少，密度低。据梁方仲教授的测算统计，前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南海郡每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人；至后汉永和五年（140）方才增为2.6人。 尤其要注意的是，汉武帝有鉴于南越国相吕嘉的离心，所以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越后，将南海郡的原所辖区大大肢解了，北江自中宿县（今清远市）以上划归桂阳郡，西江自肇庆以上划归苍梧郡，置番禺这个郡治中心原南越国首府于无险可守之地。……而增城建县正是元鼎之后，南海郡约经200多年的沧桑方才头一个析置的县。此一举措的动因，估计仍离不开某种政治需要，经济意义方面的人口增长则居其次，它和顺帝分交趾部立高凉之举是否有关连？尚俟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原地理系主任曾昭璇教授在他的《增城县建置时代考》②一文中，叙述了来源于《南海志》的“建安六年”说，以及后来引起人们疑惑的情况。然后说：近阅《增城县志》副主编王一洲先生文，得知他从《后汉书·郡国志》中人口数据，已用永和五年（140）资料，提出增城建县，已在永和年间存在。这是一大创见。……按《后汉书·郡国志》纪录户口，据王一洲查出：“河南尹（首都）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八万……口百一万……。” 刘昭注《后汉书》在《郡国志》一，注三亦说《帝王世纪》：“昔永和五年南阳郡户五十余万，汝阳郡户四十余万”。王先谦说：“本志以永和五年为断”……。故增城县当建于永和五年之前。王一洲这一创见，很有见地。他把增城县的建置由《南海志》说的“建安六年”提前到永和五年以前。即把增城县的建置提前了61年。解答了乾隆以来学者们的疑惑。王君于修志八年后，提出此意于乾隆志240年后，不能不说是我省市修志工作的一大功绩。 暨南大学历史系陈代光教授发表了《增城始建县年代小识》③的文章，他指出增城县始建于何时，这是一个历史悬案，迄未获得完满解决。究其原因，一是《后汉书·郡国志》“概置不书”，二是“书而疏漏”，使问题变得杂而且难。陈教授继续说： 后汉建安六年（201年）说，见诸于明代《永乐大典》，其根据似为元大德之《南海志》。然志已佚，无从查考，颇有疑窦。且该志距后汉年代久远，其可靠性不易为人们所接受。 后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前说，则根据增城县前汉志无，后汉志有，两志郡国户口断限分别为：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从而将增城县始建年代断在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之间。这种意见，颇合情理，惟时间过长，无确切年份。 陈代光教授分析了唐森教授及王一洲两人文章的观点，论述了考证历史沿革时的种种问题后，结论是：“同意王、唐两文提出的，增城县始建年代的下限，即最晚在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以前。”他还提出增城也有可能建于东汉明帝和章帝（即公元58-87年）之间。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关于增城县建置年代的思考》一文指出：关于增城县建置年代问题，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历史资料，无论何种说法，其论据基本是清楚的，问题是判断资料的可靠程度。 第一、永和五年前或永和五年说者，依据史料为司马彪撰，刘昭补注的《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交州”条记载：“南海郡七城，户七万……，口二十五万……。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增城，有劳岭山”。…… 第二、建安六年说者，最早见于明朝张文海纂：《增城县志》，但未注明出处。查永乐六年（1408年）成书的《永乐大典》卷11906广字韵，广州府二，引陈大震《南海志》有关增城县沿革的记载，有“后汉建安六年置”一语,但亦未注明出处。《南海志》一书，现仅存卷六至卷十五，属残本，已无法查清此句的依据了。 以后至清朝乾隆十九年（1754）管一清纂《增城县志》时，提出质疑：“旧志俱言始于建安六年，不知何据，俟再考。”稍后，嘉庆二十五年（1820）李宝中、黄应桂纂《增城县志》和宣统《增城县志》亦抄录此句话。一直沿用至今，均无任何人去作考订。从此，似乎“后汉建安六年置”增城县成为定论。 黄启臣教授将上述两种说法进行比较后，指出：第一、晋司马彪纂、梁刘昭补注的《后汉书·郡国志》一书，距后汉永和五年约200-300年左右，其参考之书的资料可能较接近实际些，比较可靠些。 第二、《永乐大典》成书上距后汉永和五年长达1268年之久。就其所据资料引《南海志》，上距永和五年亦有1100年之久。这样的后人之作，有没有弄错，抄错，也很难说。就此其史料价值当不如《后汉书·郡国志》。我认为唐森教授所说：“增城始建县的年代，在顺帝在位的永建至永和期间（即公元126-140年）可能性大些”的论断，是可取的。 中山大学地理系司徒尚纪教授发表了《关于增城建县时间的管见》④一文，他分析了永和五年说和建安六年说之后说：前者文献可靠，后者根据可疑。然后又补充了一些资料：按汉行政建置，县长和县令等级不同，《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又说：“凡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县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汉书·地理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南海郡六县共19613户，每县平均才3268.83户，到后汉，据《后汉书·郡国志》南海郡七县（含增城）已达71477户，每县平均10211户。 据此，有理由认为增城人口不应低于这个平均数。所以以上《宋书·州郡志》才初次出现“增城令”而不是增城县长之称谓，显见增城地方经济已有相当基础，这是建县的重要条件。而汉末社会动乱不已，人口散失，经济受到很大破坏，顺帝较之献帝时期，社会毕竟相对安定，增城有可能保持较多人口。由此反证，增城立县时间，向顺帝时代靠拢而不向汉末献帝推移，也是言之成理的。 《后汉书·郡国志》是仿效《汉书.地理志》体例撰写的。例如《汉书.地理志》所记政权时间，一律定为平帝元始二年，有103个郡国和1587个县邑道侯国。实际上这些政区设置和废弃难免经常发生，以统一时间并不反映建置实际变迁，有与事实不符的矛盾。《后汉书.郡国志》也有同样缺陷。以永和五年（140）所载13个州刺史部，103个郡国的1180个县或县级单位。 这种“一刀切”时间，当然并不反映时间前后差异，也不可能把这些政区视作这一年建立的。但不管怎样，这些政区不可能出现在这个时间之后。据此推论，增城立县，也定在这个时间或在这个时间之前。据以上推论，个人认为：增城建县之始，可表达为最迟在后汉永和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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