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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新塘哲学家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横空出世

11-3-16 09:46| 发布者: lujunfei| 查看: 5438| 评论: 0

摘要: 增城新塘明代的哲学家湛若水经过在陈白沙书院的苦修,终于确立了“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模型。当时,湛若水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理论内容的:“吾之所谓随处六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夫自然者, ...
湛若水举孝旗为号,就有了一个回旋的余地。即是如果失败,就可以说自己根本无意功名,仅是为了满足母亲的劝告和要求;如果成功,就是反映了陈白沙教育有方。这样,自己的身体可以超然于物外。即不会成为自己理论的失败。这样,就将“处体”的哲学辨证关系化解到现实生活中,就如六祖慧能的智慧一样:“不是旗动,不是风动,是心动。”作为“随”的主体掩盖在旗和风的物外的话,有谁能够知心在动呢。这样,就争取到了成功的机会!湛若水以孝道为旗号,终于踏上了赴京的路途。

不过,湛若水由于当年为了拜在陈献章门下,已经是烧了当时中举后赴考进士的“路引”。严格来说,是对朝廷的不敬,即有大逆不道的行为,是完全可以被取消考试资格的。虽然时过境迁,人事面目全非,而有人重翻旧事,湛若水仍然是难辞其咎的。后人在评价湛若水为“湛龟公”的时候,多少是受到这个存在的过程所影响。“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所要捕抓的环境因素,并不是孤立和单一的,必须如《易经》所标识的方法论结合在一起,从360个角度,阴阳对应在180个位置上去综合考虑结果的构成。

当然,在人的社会里,人与人因为熟悉和记忆的关系,确实是可以省略了大部分潜在的因素,即处于阴系列的动力,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了阴动力因素的存在。举例言之,时下关于年轻市长周森锋的形象构成,已经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时代赋予的一种机遇,才会催谷他成就今天的结果。以他的年龄和资历,我们可以肯定一条,他不会是买官卖官的对象,至于今后的结果,就只能看他的能力和水平。所以,湛若水的复考必须严密洞察“处体”即我与环境的微妙变化运动。这样,才能不致陷入误“认天理”的陷阱。

因而,湛若水选择了曲线晋京的办法。这一点,应该受益于增城宋代名相崔与之的影响。至今,崔与之能够成进士同样是一个谜。在宋以下,中国社会的科举制度中,一般的人民中进士,必须自我演绎秀才(县级),举人(省级),进士(中央级)三部曲。只有贵族士大夫的后代除外。崔与之作为增城草民,自己北上杭州,进入太学校(即京师贵族学校)读书之后,一举成为进士,说明了太学的价值,至今,在增城的《志书》上依然记录着:崔与之是广东人由太学中进士的第一人。

湛若水也带着陈白沙的影响力,来到了南京国子监接受培训。南京国子监是陈白沙人生转折的地方。陈白沙赴京落第之后,就转入国子监培训。在学习的过程中,接触到关于明皇朝高层内部的运作之后,令陈白沙对官方儒学理论的贫弱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转而投入到在野的儒学大师吴与弼的门下,成为一代“真儒”。后来,国子监通过广东巡抚举荐陈白沙到国子监任教职。陈白沙上任后不久,以养母为由挂教归田。由此,陈白沙在南京国子监的影响已是无人可以企及的。

为此,湛若水作为陈献章的衣钵传人,一入南京国子监自然就受到热情的欢迎和关顾。同时,更重要的是,湛若水可以一步到位,接触到当时权威的教授和校长。可以宣扬既是陈白沙的,又是自己的“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为他以后的成就铺筑了一条金光大道。湛若水一入南京国子监之后,马上和章懋讨论《粹面盎背论》。这是关于形式和本质的关系问题。在当时是十分权威的。但章懋执着了两者的统一,所以,不能破解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具体难题。而湛若水的理论是讲究形式和本质的并行。这样就以普遍和个别的关系,完善了章懋的思想,章懋十分高兴,全力资助湛若水留在南京培训。湛若水实际上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处体”(即环境)。

湛若水在南京国子监进修,通过与章懋的交往,立稳了脚跟之后,并没有单纯就理论的问题继续深化研究。而是以自己的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理论。这一点思想的定位,正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富特色的一部分,就是今天我们经常说的:“学以致用”的真正内涵。综观东西方的哲学发展过程,走的其实是同样的发展路径。西方哲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引发唯物和唯心的理论争端之后,作为唯物主义者,一方面是从理论上对唯心主义进行评价和批判;另一方面是在实用的角度上,来验证唯物唯心两者谁是真理。

今天西方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不能仅是归功于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作用,其实唯心主义理论同样是产生初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简单的例子,就是现代人进入太空的结果,是不能缺失了《圣经》故事关于天堂的存在,构建起来的“上天堂”的具体观念。只有这一观念的推动,科学家们才会团结一致,汇聚智慧和研究成果,实现了走出地球的理想。当然,事实证明了唯物主义的正确性。但如果失去了唯心主义预设的目标,同样,人类是不会相信宇宙与天堂是一个统一的命题。

中国传统哲学在战国时期产生了庄子和孔子两大派系。但实质上他们是统一在老子理论下的论证过程。老子《道德经》根本不预设人以外的物质运动结果。而是主张人与自然的运动过程中,肯定是全生成新的运动结果。那么,庄子是从理论上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阐释,试图从理论上启发人们在实践人生过程中,掌握“无为”的武器。孔子则不然,儒家主张的是实践,人生运动就是个人与社会、自然的运动,能够参予其中就是“无为”。所以孔子没有太多的著述,只有一部《论语》还是后人编纂后的书籍。还有的就是对《易经》的解释。两者实质都围绕着人生的问题进行的教育和转化。

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实际上是对儒家学说在实践的方法论上作了一次创新。当宋儒将自然归入人的认识所决定时,湛若水所要肯定的恰是人与自然并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而是共同的统一的结果之中,只有的区别,是各自所处的角度、角色所生成的认识差异。所以,“处体”和“天理”是一组统一的整体中的两个方面。只是实践者“如何随”,“怎样认”的差异。南京国子监作为明学术理论的最高学府,一方面既是培育国家的栋梁;另一方面又是皇族自身提高素质的学校。所以,能够进入国子监的学子,一般是不愁吃穿的。只要认识了分封的藩王子弟,大家相处得好,也可以进入藩王府,倍侍藩王开心聊天喝酒。如果好运,藩王升格皇帝的话,还可以成为当朝的红人。所以,国子监的地位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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