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的实证研究 探讨荔枝文化遗产的特点价值和保护

源于荔枝美味但难以保鲜, 南方独产、中原不易获取, 有两千年进贡史等原因, 使其成为了古代文人的偏爱之物。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史上最早提及了荔枝。自唐代中期始, 荔枝文学的创作主题逐步由宫廷走入民间, 得以长盛不衰。宋至明代福建是荔枝文学的中心地, 清代则转移至了广东[11]。荔枝还是古代专谱最多的果品, 北宋至清代中期就有超过15种荔枝谱问世[12]。

荔枝文化遗产极具中国特色且拥有全球影响力, 值得深入开展研究。广州自古就是中国最重要的荔枝产区之一。早在100年前, 高鲁甫及美国植物学家、农学家波普诺(wilson popenoe)曾评价说, 广州一带是荔枝栽培理想的, 甚至是最为适宜的地区[8,13]。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遗产地位于广州市东部的增城区, 113°32′~114°0′n、23°5′~20°37′e, 范围涵盖增城全境, 总面积1 616.47 km2。

核心区范围包括正果镇兰溪村, 荔城街的莲塘村、桥头村、群爱村、挂绿园、荔枝文化公园, 仙村镇的基岗村、竹园村, 石滩镇的塘口村、石湖村。增城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北回归线横穿北部; 地形北高南低, 中北部以低山为主, 低丘和台地集中在中南部, 南部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 境内主要河流有东江、增江、西福河。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 以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进行实证研究, 旨在探讨荔枝文化遗产的特点、价值及保护思路, 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1 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遗产特点

1.1 悠久灿烂的荔枝栽培史

增城素有“荔乡” “荔城”的美名, 荔枝栽培历史悠久, 自古就以品质佳、规模盛而著称。晋代顾微《广州记》明确有载: “(增城)县北又有搜山, 有荔树, 高八丈, 相去五丈而连理。” 可见, 早在1 600多年以前县域内就有了极为高大的古荔树, 增城荔枝的历史至少应有两千年左右。谪居惠州的大文豪苏轼曾一次食百余枚增城晚熟荔枝, 不禁惊叹其香如福建‘陈家紫’, “二广未尝有此, 异哉！” 南宋末年增城籍进士李肖龙曾用“荔子漫山红”一句来描绘增城荔枝的繁盛景象。

元大德《南海志》称: “(荔枝)今佳品多出增城。” 曾任明朝吏、礼、兵部尚书的著名文人湛若水, 从福建莆田怀荔枝核而归, 在家乡新塘培育了广东荔枝名种‘尚书怀’。明末清初广东文人屈大均说, 广东荔枝“以增城为贵族”, 同时代的澹归大师也有“增城荔枝妙绝天下”的评价。清初年, 增城南部的新塘成为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荔枝交易中心, 被称之为“荔枝市”。清中期广东文人谭莹曾用“家种荔枝三百树, 年年果熟问收成”来描绘增城繁盛的荔枝产业[14]。

改革开放以后, 增城荔枝产业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 全县290多个行政村中有286个村栽种荔枝[15]。增城‘挂绿’驰名中外, 是荔枝中的珍品。清康熙八年(1669年), 在新塘湛若水故居附近的四望岗, 人们无意中发现一株由实生苗长大的荔枝树, 所产果实品质非凡, 因果皮微红托绿, 故命名为‘挂绿’。

在屈大均、陈恭尹、朱彝尊等名士的推介下, ‘挂绿’很快就占据了“荔枝之最”的位置。‘挂绿’极难繁育推广, 清代数量最多时也不过百株左右。清嘉道年间, 新塘果农因不堪忍受官府豪强勒扰, 就将‘挂绿’砍伐殆尽, 仅有县城西门外西园庵内的一株得以幸存。西园挂绿现为“增城八景”之一, 是增城荔枝文化遗产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景观。根据2003年的调查, 全区西园‘挂绿’母树繁育的后代共有4 158株, 其中树龄40年以上有295株[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