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钱未必不好，总比荔城一些人整日长谈谁谁当了什么官要好得多。官僚意识是封建残余意识，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金钱意识也是一种进步。没有传说、没有象征意味。新塘人的活法是一种较现化的实实在在的活法。但这种活法是否太实在了呢？困囿于传说是一种悲剧，但没有传说没有理性的升华则是另一种悲哀。走进了小康生活的新塘人，是否走得出传统的小农经济者们的生活方式？ 荔城镇人，俗称增城街人。正宗的增城街人说一口很老土的街话，像"做乜打"？这样的街话现在已很少听到，因为增城街近几年潮水般的涌入了不少乡下人和外地人。街的版图扩大了好几倍，新的街道、新的楼房、令老街如冬日蹲在旧屋檐下晒太阳的五保户，虽偶尔也有七彩的霓虹，也已是老来俏的模样。但老街仍主宰着这个新叫作"市"的城市，有许多胳肢窝水远夹着大哥大的人们来去匆匆。 增城街人早些年似乎活得特别累。因为增城街是增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年月上头政策如剃头椅般转左转右，增城街人就围着这些"中心"团团转。春耕、双夏、秋收、冬种，还有诸多名堂的这个教育、那个高潮。于是耽误了许多好时光。增城人对于那些耽误了他们好时光的人至今怨声载道，只可惜没有一条法律惩治那些思想僵化工作平庸的官僚。可个人的损失还远比不上整体的损失，八十年代中后期，乘改革开放之风，珠江三角洲各地区经济发展已是如日中天，而增城作为三角洲十四个开放城市之一，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名列第13位，人均产值倒数第一。 也许，增城街人应该首先感谢那些首先迈出小农经济怪圈第一步的乡下农民，是他们以不自觉的商品意识和自我奋斗的勇气，揭开了增城经济史新的一页。当腊布人悄然离开这片春寒料峭的土地，在全国各地扎下了牢固的经济之根时；当新塘人默默地埋头兴办厂做生意时，增城人在做些什么呢？不是下乡扑来扑去，就是坐在办公桌前泡茶看报纸，或是盯着女同事背后的大辫子浮想联翩。 直到一个个乡下人手里提着装满银纸的密码箱归来，才大吃一惊，如梦初醒。进了城的农民很快就成了新的增城街人，如今满街的私人公司招牌林立，满街的私家车、摩托车，一个个老板油光满面，茶楼洒店到处是大哥大发出的喂喂之声，客家音、本地音混杂，让你分不出哪是老增城街人，哪是新增城街人。但我们不该忘掉这个城市最初的创业者，假如我是雕塑家，我的城雕将是一位风尘仆仆的手里拿着密码箱的青年农民。 我们的机关单位从前那些每天上班泡茶看报纸对着女同事浮想联翩的干部们，他们当中不少人现在已是大大小小的厂长、经理，或是掌有实权的经济单位负责人，他们坐着公家小车，打着公家的大哥大，酒楼卡拉ok厅里谈生意，潇潇洒洒而来潇潇洒洒而去。他们或许是这个城市的经济精英，没有他们在生意场上的挣扎奋斗，这个城市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繁华。 自然也有不少官场或生意场的失败者，或起码不是成功者，他们白天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像乡村破祠堂前被儿孙遗弃的老人们靠聊天打发日子，谈谁当了什么长、谁去叫鸡、谁家老婆去勾佬；也许天一黑就围着麻雀台边，把白天的委屈把一生的失落全都发泄在麻雀牌上，再作一次梦幻式的人生的斗博；也许这一切都不能平息心间的怨恨和嫉妒，在纸上倾泄一番然后贴上两角钱的邮票，然后等待有人应箭落马，巴不得这城市一锅泡……这也是一种腐败，一种旧时代思想意识的没落心态。 然而我们不会忘记历史刻下的数字：1978年：1.8909亿；1991年：12.5666亿；1992年：50.6亿；1994年：超过百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奇迹。才三几年的时间，增城街就从一个破旧的小县城变成了如今崭新的城市。这些奇迹是那些思想解放的干部们以及几十万勤奋的增城普通群众日以继夜地创造出来。 我们这个城市还年轻。我们这个城市基本上是一个农民的城市-不是说无数的乡下农民涌进来组成了新的市民阶层，而是所有老的增城街人或是新的增城街人，思想意识、文化底蕴依然和旧的小农经济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在建设这个城市时面临着思想意识更新换代的更艰难的命题。所以我们在酒楼、旅馆、娱乐场、银行林立之中，呼唤高质素的学校，高质素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增城人，将走出挂绿的传说。增城人，将创造一个新的境界。(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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