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农村社区转型问题研究

(二)完善农地产权制度

土地问题是关系到农村社区能否平稳转型和城乡能否协调发展的深层问题。我国现行征地安置政策是国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价值给农民以直接的经济赔偿。这种经济补偿机制是必要的，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现行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一种低水平、不全面的补偿，难以完成所有的工作，难以完全恢复被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及时足额给付了经济补偿，失地农民在一段时间以后仍会处于贫困状态。

如何完善征地制度，需要更广泛的思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和土地征收指出了新的政策方向，一是要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要逐步实现“同地，同权，同价”，二是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并逐步按市场机制进行补偿。可以预见，这一项政策如果得以实施，将从根本上改变农民过去在土地征用方面的弱势者地位，极大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如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关系到农民健康和生活的长远问题。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也就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全面的政策指导，包括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等。笔者以为，这对解决城乡居民地位不平等，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都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公共政策效应往往是多重复杂的，一方面，如果农民同时享有与城市居民相等(或相似)的社会保障，以及完整的基于市场价格的土地产权权益，由于农用地承包权可以转让给其他农户获取租金，建设用地可以参加入股获得股份分红，这样农民工将在同等的社会保障条件下获得两份收入，一份工资收入，一份地租收益，那么有可能导致新的城乡不平等；

另一方面，对于位于大城市郊区的农村来说，由于其地价增值潜力极大，完整的土地产权权益可为农民带来稳定可观的收益，往往滋养出了一代食(租)利阶层，目前这在珠江三角洲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已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尤其是它造就了一批没有劳动能力(或拒绝劳动)的农民，游离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影响了国民素质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因此，制度的选择应该要考虑历史基础，不同政策之间的配合，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

笔者认为，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大部分的农民将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转移到城市，或者实现就地城市化，针对转业农民这个群体的特征，不但要考虑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还要特别重视重建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生存能力，这不仅包括集体经济的发展和集体资产的维护，更重要的是，要使农民能拥有适应其技艺能力的长期稳定的工作。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有多种途径，例如与征地单位签订协议要求其提供一定比例的就业岗位；发展社区公共服务事业和公共工程建设，开发就业岗位；为农民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和适应性就业培训项目，鼓励其自我创业，提高其就业才能等。

(四)管理体制改革

最后，需要改革城乡二元管理体制。首先是要实行城乡居民统一户口的改革，在二、三产业已居于经济发展主导地位的情形下，增城市目前还沿用城、乡分立的户口管理体制，2005年按户籍非农业人口统计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2%，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实行统一登记的“居民户口”，不仅是改革城乡居民的不平等身份关系和不平等待遇的必然要求，也是防止目前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多头管理和管理失位问题的需要。

其次抓住政府职能改革的契机，在政府承担起提供规划管理、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职责的同时，加快社区民主管理的步伐，通过组建社区服务公司、社区活动中心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社会化途径，不仅可以增加就业机会，还可以加强社区自我管理能力，并通过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重建社区网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