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双方收入与公共服务差距巨大 中国城市化浪潮带来了东南沿海的繁荣,人口大迁徙也把城乡二元结构变得更加扩大和复杂。一些小镇变成中等发达城市,乡村变成城镇,但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随着城市化而消失,那套老管理体制的一些弊端进一步突出了,在个别地方,甚至形成了外来人口与当地户籍人口福利差距“社会堰塞湖”。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城镇化农村越垒越高的里,本地人与外地人人口比例超过1:10甚至1:20的不在少数。有的行政村,本地人只有一两千,外来工有三四万。例如,在新塘镇,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是2:1(50万:22万),在大敦村,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1:1(8万:7千)[5]。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本地人的优厚福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6]。 所有户籍人口都有分红,人头一年分十几万元并不稀奇,分几十万的也有。而且,沿海城镇的户籍人口很多都有财产型收入,如出租物业或村集体分红,经济分化与户籍分化几乎成为对等关系。而外来农民工仅靠劳动性收入过活,不但享受不到村镇集体福利,反而是“卫生管理费”综合管理费”、“、等各种名目乱收费的对象。 此外,城镇化农村“治安联防费”“熟人社会”特点,也造成有油水的岗位外来工都得不到,的后者却常受到村治安联防队治安员的区别对待,同样摆摊经营,治安员只赶外地人,不管本地人。工作累,收入不高,还缺乏保障,有人被拖欠1500元的工资10年未拿到手,打工者心中的怨气难免在悄然堆积,怨气积累到一定程度往往会突然爆发。 尤其是自从金融危机后,当地经济不景气,劳动力大量富余,当地人首先想到的是让农民工返乡。但这些外来民工因为在这里待久了,不愿离开,也回不去了。于是想着在当地做小买卖,这样一来,自然打破了原先由本地人垄断的小买卖市场,双方矛盾就开始积压。 例如增城大敦村有40多名治安队员,不仅长期向商户与小贩勒索不同名目的费用,还动不动罚款、“打人”外来务工人员被排斥感,严重,仇富与仇本地人交织在一起的。又比如潮州,起因是劳资纠纷,反映了本地老板和外地打工者之间的矛盾,有形无形地把“异乡人”推向城市生活的边缘地带。 2.劳动权益保障疲软,打工者靠同乡会“出头” 外来务工者尽管在当地工作多年,始终很难融入其间,他们大多始终感觉自己是一名“外地人”收入不高,,缺乏保障。翻阅当地媒体,农民工讨薪被威胁或被打的案例时有发生。例如古巷镇劳务所2010年曾表示:由于大部分企业经营管理不规范,导致了纠纷不断发生,古巷劳务所几个月内就接到近40宗的工资纠纷方面的投诉[7]。 被当地官方称为此次打砸烧事件“挑头人”“四川同乡会”正是在这种背的,毫无疑问,在缺乏秩序的利益冲突背景下景下出现并生存。产生的“同乡会”不可能完全按照法律办事,,也不会仗义执言,给农民工当志愿者,他们代表农民工,出面向对方讨要欠薪或赔偿,是收费的,收费标准据说达到讨要金额的50%。 当缺钱的农民工愿意拿出血汗钱的50%来交“代理费”只能说明农民工凭其个体之力,时,不足以维权,他们的潮州打砸烧事件后,潮工作生活权利正常渠道得不到保障。州市委书记骆文智公开表示:这是一部分企业管理者缺乏“责任意识、忽视人文关怀、激化劳资矛盾的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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