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很多年，增城的大街小巷都停满了崭新却没人使用的轿车。蓝彩均这时就跟着大家做买卖，比如在山上买些水果再到城里卖掉。不过，她却没跟着乡亲到内地做生意。这是一股今天仍影响增城的风潮：上世纪80年代起，几十万增城人跑到内地做汽车零配件生意。市政府上了年纪的干部回忆说，最兴盛时全国几乎所有地级市都有增城人卖汽车零配件，从车轮、玻璃、坐垫到方向盘套，“大铁路干线旁边最集中。” 带头的却是客家人，“客家人敢走。”蓝彩均说，客家村子走得只剩下60岁以上的老人和6岁以下的孩子，她如果不是有单位里的一点儿工资，也会和大家一样出去。曾业成在初中毕业后也跟着亲戚去了杭州、合肥学修车、学做生意。四年后还没能摆脱打工者的身份，于是，他回了增城。渐渐地，他不打算像前辈那样出去打拼了，因为他觉得，增城已经成了一个很“舒服”的城市。 三千年前的风俗 这个小城，就像珠三角边上的一个茶馆，有着和广州、深圳不同的节奏。这一天，好多人就是慢慢放下手中的茶杯，然后悠悠地去参加曾业成的婚宴。“饮茶”在增城，不是广州城里那样喧嚣的一件事。严格地讲，大多数人并非到“茶馆”去喝茶，往往就在街边一个卖杂货的小店面，相熟的人进来翻翻报纸，随便喝几杯，甚至喝了几杯之后一句话不说就离开。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黄金时代”，“螺纹钢4000多块一吨，抢着买，买到就搞工程盖房子。那可是10多年前，现在才多少钱，还不到4000呢。”和整个广东一样，1992年前后的增城兴奋得像一个走近宝藏的小伙子，满眼都是发财的机会。 不过好景不长。后来中央对经济进行调控，“大刹车”断掉了房地产和投机走私的资金来源，从外面来增城赚钱的人又陆续回到了有更稳固经济基础的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增城一下安静了下来，“这一静就静了10年。”张淀池说。趁着经济疲软带来的建材价格下降，蓝彩均家花了不到1000块在街边买了块地，盖了一幢四层小楼。一楼开五金杂货店，楼上是一家人的住处。 婚礼这天早上，三楼新房的门楣上按风俗贴了红帖，上书“凤凰麒麟在此”。这之后，曾业成才有资格第一个进入房间。新娘家在中午摆过宴席，就要等新郎来接亲了。为了确定这个婚礼的日子，蓝彩均家专门备了礼物去了新娘家。对于汉民族而言，无论身处天南海北，婚俗都来自周代的“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迎亲。它们分别指请媒提亲、占卜八字、提亲订婚、送彩礼、确定婚期和迎娶。 各地对于“六礼”都有不同变化，而客家最忠实地保留了古老汉民族的婚制。在客家婚礼程序中，只有纳彩、问名被简化为一个程序。不过直到今天，双方还是要用纸帖交换生辰，作为同意的表态。然后就进入“纳吉”等一系列程序：定亲、行聘礼、定日子、接新娘。古制中除纳征用币帛外，其余五礼都用雁。南方无雁，客家人就用鸡代替。 三舅挑去猪肉、米粮和布料是迎亲的开始。吃过午饭，曾业成的接亲队伍就出发了。到新娘家以后，新郎需要从门缝塞红包进去。“虽然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习惯，但客家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这个红包有自己的特定名称，叫做‘姐妹包’，陪新郎接亲的人还要给‘兄弟包’。”派潭文化站站长张淀渊说，其实全中国新郎塞进门缝的红包都应该叫这个名字。 千年古风不仅影响着这个岭南小城。中国各地那些说不出来由的习俗，如果可以在客家婚礼上找到影子，那十有八九就来自古老的周代礼仪。在新娘家同意新郎进屋后，曾业成被引导到了一个前天特意换上的木门前。他必须将门踢破，才能由此进去接自己的新娘。张淀渊说，还有一些有趣的风俗，比如“找鞋”。不过现在不明确的是，到底是娘家姐妹把鞋藏起来舍不得新娘走，还是新娘因为舍不得离家自己把鞋藏起来。 新郎给新娘的父母敬完茶，新娘的父母不仅赠以红包，还会交给新郎嫁妆箱的钥匙。然后，新郎要打着一把红伞把新娘送进轿车。此后，只要有阳光，他都需要撑起伞来，“这相当于北方的盖头。”在把新娘接到自己家以前，新郎始终不能把伞完全合上。这一路，直到新郎家的祠堂前，新娘不能下车。蓝彩均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用自行车载着新娘翻山越岭。后来有了摩托车、汽车，便利得多啦。 新娘由家里的女性长辈一路护送去婆家，然后交给婆家长辈，再由后者引到祠堂。在婆家拜祠堂，这是客家婚礼的核心内容。张淀池说，拜过之后，祖先才能认可新媳妇进入自己的家门。1949年以后，虽然拜堂这些婚俗都被简化了，但是拜祠堂和给双方父母敬茶都保留了下来，“中原古汉族敬重祖先，讲究孝道，客家人虽一路迁移，但这点始终未变。”张淀池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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