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赔偿可从轻处罚合理 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这一原则不但符合法律规定，也是合情合理的。赵三平认为，我国的刑事赔偿制度存在重直接损失和物质赔偿，轻间接损失和精神赔偿的问题，将民事赔偿纳入刑事量刑的考量范围，可以更大限度地对被害人进行赔偿。洪道德的看法更为直接：“不让赔，国家能赔吗？社会能赔吗？难倒要让被害人先受侵害，再受生活困苦吗？” 在一些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庭遭受重创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据记者了解，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虽然从2004年就在山东进行试点，但截至目前并未形成统一的立法和完善的制度。“可以说，被告人民事赔偿后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是一项妥协的制度，但也是目前最合理的制度”，洪道德说。 赵三平也认为，这一制度既有利于激励被告人积极损失，又有利于安抚、救助被害人，“另外，这制度还有两个好处，一是就是被害人不必等待诉讼结束便可得到赔偿，不用担心执行困难；二数额更加合理。现行刑诉法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得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而采取被告人主动赔偿方式，双方商定的赔偿数额不受此限制，可以有精神损害赔偿。” 任何刑事案件都适用此吗？ 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洪道德和赵三平给出了不同的解答。“之所以设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机制，就在于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不管是什么案件，即便是死刑案件，只要有被害人，且被害人接受了赔偿，就必须体现在量刑上”，洪道德告诉记者，运用这一原则并的首要条件是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洪道德以沈阳夏俊峰案为例说，之所以夏俊峰被判死刑而不是死缓，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家属没有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更没有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赵三平表示不能完全认同洪道德的观点。他认为，首先，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只把被告人赔偿被害人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而非法定情节。另外，获得被害人家属谅解、悔罪认罪态度良好也都是酌定情节； 其次，相当一部分的刑事案件之所又被称为公诉案件，就是因为检察机关认为这些案件不但对被害人造成了伤害，还会对社会制度、公共利益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赵三平认为“所有的刑事案件都适用赔偿可，特别是一些情节严重、主观恶意大，影响恶劣的案件的被告人即便主动要求赔偿，法院也应在量刑时慎重考量。”洪道德表示，并不担心情节恶劣的刑事案件会存在拿钱买命的情况，“这些案件的被害人一般不会接受赔偿，原谅被告人的，但只要达成谅解了，就说明案件不恶劣。”。 司法审判不应受舆论影响 赵三平认为，佛山的这一案件之所以引起网友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因为被告人所具有的“有钱有权”的身份，但赔偿被害人可以减轻处罚的原则并不是单单针对富人设置，而是适用于所有人，“这种声音的背后可能是仇富心理作祟”。“这是一种舆论审判的现象”，于德华说，在一些故意杀人案中，特别是当被害人或被告人身份较为特殊的情况下，舆论裹挟司法审判的情况时有发生。 以药家鑫案和夏俊峰案为例，前者的当时舆论大都同情被害人农民张妙、而支持判处药家鑫死刑，而后者审判时，舆论则表达不希望判小商贩夏俊峰死刑。尽管案件最终都以判被告人死刑告终，但巨大的舆论关注还是对当时的司法审判造成了无形的压力。 另外，在一些案件中，被害人谅解了被告人也会遭到非议，认为这有违“一命抵一命”的传统观念。于德华告诉记者，即便被告人不赔偿，法院也只会在法律框架内审判，而不是加重处罚。如果被害人获得心理安慰，且未来生活得到了一定保障，这难道不是最乐观的结局吗？“有时候，杀人偿命大快的是社会舆论之心。”于德华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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