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兄虎弟:增城抗日作家徐辛雷是这样炼成的！

       徐辛雷是增城市抗日时期革命宣传的旗帜！其作品影响增城40年代到70年代的一批增城人。本文根据增城抗日作家徐辛雷的亲弟弟徐亮,详细回忆其兄长是如何成长为增城好儿女的历练过程.侧面使增城市人民加深了解"落后就容易挨打"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谨记增城抗日时期,那群为了增城今日繁荣安定作出牺牲的抗日革命前辈。同时铭记只有增城市安定团结才有更大的发展。

 

       徐辛雷是我的兄长。我们兄弟只有二人，他曾引导我奔赴延安。1987年1月21日他不幸逝世了，终年七十二岁。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作协理事。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万古长青》，短篇小说集《长江上的战斗》，中篇小说《水上漂》等。 有些对徐辛雷作品有兴趣的朋友问我，徐辛雷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又怎样开始职业创作生涯的？

　     徐辛雷卧病数年，在病重期间，他斜倚床上，凝视着窗外，正当春回大地，柳绿桃红，生意盎然，他回想起青年时代，回想起阔别多年的东江、延河、滹沱河和淮河之滨，在那里他度过了青春年华，往事历历。他曾经苦闷、追求、探索、走过漫长的道路，投入革命熔炉，在战火纷飞中、屠刀的隙缝中，经受艰苦卓绝的严峻考验。他自己曾多次说过：“这事说它不平凡吧，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发生了千千万万这样的事。说它平凡吧，从我们这些人的年龄、经历、家庭出身来说，能不畏艰险，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摸到革命圣地，那也是不平凡吧！”

　      1936年，徐辛雷在增城简易师范毕业前后，他在增城唯一的报刊《增声》上陆续发表了他的一些小品、散文《曲水流杯记》、《两条小鱼》。这时他完全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青年，写出的东西也只是从爱好文学出发。后来，他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社会问题上，开始思考祖国的前途。接着，他发表了《临刑的叫喊》、《这一窝子》。还有较有代表性的是短篇小说《阿水之死》，描述一个勤劳、正直的农民受到地主豪绅的盘剥，贪官的陷害，走投无路，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对社会黑暗，人间不平极度的悲愤，最后寻绝路。徐辛雷为什么会把这个主题作为小说的内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得要从他的出身环境与社会接触说起。

　      1915年12月29日，徐辛雷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贫穷、黑暗又是军阀混战不息的年月中渡过的。昆虫、泥沙就是他的玩具，没有人教他认识一个字，更不知唱歌跳舞为何物，能跟着堂姐去放牛，就是最大的快乐了。 徐辛雷十一岁那年，父母为了逃避兵乱、匪乱，举家迁到县城。为了节省房租，住在一间快倒塌的“徐氏书馆”里，后来他称这地方为“斜壁斋”。这时，他才开始读书。他的祖祖辈辈是农民，父亲是文盲，但对徐辛雷管教很严，要他安份守己，不要惹事生非。要省吃俭用，掉一粒饭在饭桌上都要他捡起来，还要他用功读书。他在小学里，勤奋好学，不管星期天或节假日都是手不释卷。在校里，年年都是第一、二名的免费生（学校规定各班每学期考试总成绩第一、二名的免收学费，第三、四名的，免收半费）。在小学六年级时，全县首次举行小学学科比赛中，徐辛雷夺得了总成绩冠军奖，奖品有银盾、银杯、银瓶，摆了半桌子。这些奖品，同学、乡亲、邻里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的，都用惊奇而又羡慕的眼光，问这问那，而徐辛雷笑着回答，从来没有自满，更没有丝毫炫耀自己。

　     毕竟，在小城镇比乡村见识多了一些，徐辛雷亲眼看见贫苦农民入城寻工做而流落街头，饿死路旁；乡亲被豪绅诬告，被倒吊丧命。在街上，他看到长列成排的雇农、贫农，在烈日下，手持系着一条粗麻绳的扁担，等候着雇主，有时站一天，也没有找到雇主。有时还看到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跪在路旁摆“地状”，垂着眼泪标卖儿女，使人目不忍睹。同时，他也看到县政府门前，赌场、鸦片烟馆林立，还有不分昼夜，都响着管弦乐声和淫荡歌声的妓院。达官贵人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广大劳动者、贫苦农民却在死亡线上挣扎。徐辛雷对旧社会的黑暗感到愤怒，他要控诉、呐喊，但出路在哪里呢？《阿水之死》就是反映这种强烈思想的一种尝试。

　     1933年，徐辛雷考进增城简易师范就读，得到进步老师的启发、熏陶，使他对于文艺书刊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鲁迅的《呐喊》、《彷徨》，曹禺的《雷雨》、《日出》，对茅盾、郭沫若、高尔基、戈果里等人的著作，都积极阅读。当时国内国民党正在积极打内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上海抗战，1934年国民党发表“攘外必先安内”的宣言。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徐辛雷非常关心时局，曾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而担忧，有过苦闷、彷徨、寻求、探索的过程。他阅读了《读书生活》和邹韬奋编的《生活》、《新生》等报刊，和《萍踪寄语》、《从东北到苏联》，后来又读了《大众哲学》和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书，加上进步的师友们的帮助，使徐辛雷开了眼界，在思想上很快提高，好象透过黑夜看到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