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兄虎弟:增城抗日作家徐辛雷是这样炼成的！

          1935年底，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广州学生迅速响应。12月12日，广州中山大学召开抗日救亡大会，31日联合全市学生再次举行动员抗日示威大游_行，提出“全国同胞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屈膝投降的卖国政策”、“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徐辛雷是增城中学学生会主席，和其他同学一起，发动由学生会组织同学，上街宣传，响应“一二·九”运动。但校方不同意，要求学生安心闭门读书。

 

        同学们对民族危亡，忧心如焚，义愤填膺，冲破校方多方拦阻，一队队走上街头，向群众慷慨激昂的宣传，顿时，死气沉沉的小城镇，一下子沸腾起来。第二天，校方宣布说什么徐诚贵（辛雷的原名）不遵守校规，勒令退学。这就露出了校方镇压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真面目。同学们哗然，纷纷起来反对，提出质问、抗议，震动了校园内外；同时也受到校外各方的谴责。后来学校当局被迫才不了了之。1936年11月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被捕，12月“西安事变”相继发生。

        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了，人们预感到华南的上空已经笼罩着战争的乌云，战事可能一触即发。在徐辛雷的发起、组织下，增城县抗日救亡团体组织起来了，开展了抗日宣传。1938年春初，他亲眼看到日寇疯狂的空袭增城凤凰山，炸死几十人，有的是他的同学、亲友，血肉横飞，目不忍睹，激起他更大的愤怒。他含着极度悲愤，联系疏散了的青年朋友回来，组织了街头宣传，用凤凰山血迹斑斑的事实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要生存唯有抗战。一时宣传活动由城镇发展到乡村，“义勇军进行曲”、“流亡曲”……在增江的上空回荡。唤起民众，团结抗战。

　         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县党部还给抗日救亡团体一点经费，解决点宣传用的文具纸张、夜间演出租用汽灯费用等问题，但后来当局连那一丁点微不足道的经费也取消了，并限制他们的阅览室展出进步书刊，要抗日救亡团体改名，甚至拉走他们宣传队的演员。诸多阻拦。无疑对这一批满腔热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战团体，增加了很大的困难。究竟怎样才能解救民族于水火中？民族出路何在？人民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怎样进行斗争、怎样进行武装斗争？一系列问题，在徐辛雷脑际困扰、苦闷、求索的时候，《救亡日报》上刊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招生的消息，使他看到了希望。他开始和几位挚友、同学酝酿。1938年8月，他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延安。

 

　         徐辛雷一踏进陕甘宁边区，就是另一个天地。为了抗日，一个组十多人，挤在一个窑洞里，各来自不同的省，真是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象一个大家庭，一人困难大家帮，充满着民族友爱、阶级友爱气氛，没有人考虑私利。那时虽然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思想，为什么觉悟那么高？也许是日寇反面教员告诉了我们：“百万荣华一下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的缘故。他进入陕北公学，这里是个革命大熔炉，生活非常艰苦，但非常愉快。

 

         这里完全是集体化、军事化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所有队长、指导员和大家一样参加挖窑洞、夜里站岗放哨。冰天雪地也在露天打谷场上课，席地而坐，初是垫点草秸、旧书，后来才每人发给一块不到十六开书那么大的一块木板。上课时带上当凳子，用有光纸裁开自钉笔记本，用钢笔尖绑在高梁杆上作笔，有时天冷就把墨水瓶揣在怀里，以防墨水冻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象久旱逢甘雨，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个钻头，去开掘知识的深井，早日掌握那把钥匙，去开启抗日救亡工作的大门，开启真理的大门。

          徐辛雷拼命学习，不论《中国问题》、《经济学》、《论游击战争》、《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理论与实践，都很感兴趣。课余还和同学们一起在窑洞门口的土墙上编辑出版墙报。那里朝气蓬勃、热气腾腾，确是青年的天地，抗日救国的好课堂。他和其他千万青年一样，满腔热血，心里燃烧着对日寇的怒火，准备和敌人搏斗！1939年1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封锁围困陕甘宁边区，给边区造成很大的困难。徐辛雷与同学们一起参加霍家山的开荒，自己动手，向荒山要粮，以粉碎胡宗南部的磨擦计划。